在李二的周刊眼里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的樱桃》里的花儿和小红,可爱又搞笑。你觉得这些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吗?

李二:比起角色的道德,我更在乎角色。这可能是小说家的一种职业病。我心里有善恶的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至少是中专出来的。哈,看不起农民。农民的生存智慧极其伟大。一个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和农民打交道,农民可以卖给你。不是经常被举报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了,新婚之夜后才知道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觉得作家的道德感如何?

李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准确是作家唯一的美德。

人物周刊:那些“反转”是你在书上编的还是你听到的?

李二:“倒字,倒字,石榴树上的樱桃;东西走向的路,南北走向,出门就遇到咬人的狗。“它在民间广为流传。前两句是非常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里的大部分倒装句都是我编的。有一天写了几百行,写得我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小说里只用了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大量的乡土文学。你以为你写的是真正的本土中国吗?

李二:我不能说我写的是真实的中国乡土,只能说我写的是我的乡土经历。什么是体验?体验是一种生动的印象。谁要是还写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是傻子就是傻子。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不喜欢通过写作来抱怨自己的苦难。有的写手哭到不行就不罢休,然后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磨破了,影响他打高尔夫。他的痛苦其实是那种高尔夫没打好的痛苦。当然,那种痛苦也很真实,很鲜活,但如果非要我写农民来表达我的痛苦,我会把书放下。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种写作。他们通常打高尔夫球吗?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的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了一场读书会。你在中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二:巴金百年诞辰,丰收举办读书会,邀请一些作者朗诵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像买一篮鲜花和蛋糕一样好。当时我背《沉默的声音》,一本关于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的朗诵也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背《秦腔》,肯定比罗京有趣。我在德国背了好几遍。有个女演员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扮演女主角。她背诵德语,我背诵汉语。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语版在德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法语版呢?

李二:法文版的翻译出版很有意思。一个翻译快写完了,最后还是放弃了。文革时期在复旦学的语文,他受不了小说里对文革的讨论和描写。可公布的合同已经签订,即将到期。我该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要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会多付一点违约金。这样更好。我没时间打任何官司。最重要的是,我突然对那个翻译产生了敬意。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敬吗?我跟法国出版社说,我很想见见这个翻译,请他吃饭,跟他交流。我告诉他们我没开玩笑,他们不相信我。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不是在过日子。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和你是什么关系?

李二:我作品里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也不是很坏;他们不是很分裂,所以我也不是很分裂。所有写丑的作家,思想中都有丑的部分。人是在自己内心黑暗的基础上写黑暗的,要等到黑暗到了那一步,才能写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体验生活的?

李二: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一家出版公司和电视台合作,请了一批作家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然后写了一个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把它拍成了电视剧。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有,每天和自己,和朋友过着平凡的生活。有些人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生活,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的?

李二: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已经很感激了。各有各的习惯。俗话说“猫钻猫洞,狗跑狗路”。有些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却一次写几千字。我不行,整天磨蹭,一句话,到底放这里还是那里,等等。有点像对待女人一样对待小说。也是一团肥肉,乳房上很丰满,腰上很胖。为了表达各种价值观,我想深入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变得非常困难。我觉得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经历过自省,每一句都在表达一个被审视过的人生,不像人生本身。我可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变成了这样。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你的思想一直在变。我常常觉得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历总是被新的现实冲击和冲刷。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小说。贾宝玉事先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他只是一步一步地写。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但价值观却像贾府门前的石狮一样稳定。如果贾宝玉接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某处按摩,今天不能回贾家,他马上就觉得这个姑娘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就是“突然”。突然呢?突然呢?突然呢?小睡一会儿,你的想法可能会改变。

人物周刊:什么是真诚写作?你忠于自己的内心吗?

李二:写作的时候,对自己的内心无限忠诚。可惜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是一种不好的反应,一种创伤性的体验。写作就是这种不良反应的表现和反映。大家都说内心的平静就是幸福。但是,内心的平静其实是一种犯罪,表现出你的愤世嫉俗,你的抛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中,你不仅要表达自己,还要对自己的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自省。写作类似于看某种体外手术。你在做自己,也在被自己做。当然,你最担心做坏事。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你在小说中大量引用。

李二:花腔接近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是一些令人困惑、迷惑、矛盾的文字,各种看似离你很远的语录,构成了你的人生。一个人通常活在别人的记忆里,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会导致死亡;一个没有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去写。比如花腔的主角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敬哪些作家?

李二:两个,一个是加缪,一个是哈维尔。我看过所有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他不是一流的作家,而是一流的学者。自从他成为总统以来,他的本性没有改变。他踩着滑板迎接贵宾,有空就写荒诞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气,一点钱?你开始写作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

李二:不是一点名字或者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标变得很简单,就是写自己的小说。

当代作家被失败感所笼罩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卡弗和厄普代克这两位在中国比较受认可的美国作家?

李二:我被邀请写卡佛。他是一个好作家。我应该是在1989左右看过佛牌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卡弗的玫瑰和香槟》。卡弗生前常常站在床前凝视着玫瑰花。他的上一部小说是关于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弹出来的。这两个细节意味着非常接近。卡弗向前辈致敬,告别今生,来世相见。写作就是这样,代代相传。一个作家,往往在生命的尽头,才能最终明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幸福。困惑和困难在那一刻悄然消失,然后再次出现,要求后来的作家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终于认可了卡弗。我真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出了卡弗,下个月会是谁呢?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作家的批评?李二:顾彬在德国有个外号叫“痛苦的耶稣”,说明他在谈德国文学的时候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中国文坛很惨。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只说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与他进行了对话,但没有地方发表,因为中国许多媒体对他的其他话不感兴趣。当初媒体只是用顾斌的话来骂人。人家要是不骂人,我们媒体都急得要死。注意,他是被邀请来骂作家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作家。如果他骂任何其他作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发表。这不是很有趣吗?一家媒体先创作出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其他媒体争相讨论同行精心创作的作品,但其他人很难知道主角的真实想法,也没兴趣知道。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会是他在媒体时代的真实处境吗?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的小说就像看某种社会文学。

李二:我在德国采访,经常有记者问我关于卫慧和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他们不是作家,我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

棉棉其实写的很好,自动写。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作家在要求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对文学史有一个判断,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否则写不下去。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而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中读到的。这就变成了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最真实的写作,都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写作。他们两个只是代表两个州。

人物周刊: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系统来让优秀的作家脱颖而出吗?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伟大作家。他们写,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锁起来,加上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想出版,加入合唱团,被列入订单。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我们却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体验与我们有偏差,但偏差并没有夸张到眼花缭乱的地步,所以我们看不到。和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和文学体系都是有趣的东西,会过滤出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所有的文章和所谓的成功人士都被筛了出来。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时代,成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概念,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体。它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是五年后,两三年后,甚至两三个月后,还会有人记得你的书吗?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精神力量?失败是一种力量吗?我们所说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人士的玩世不恭,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强大是雪盖下的草尖和鸟的红喙,看起来很弱小,但我们往往不懂得珍惜。

人物周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代作家,你如何处理自己?

李二:每一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让我们想表达一些思想、经验、理念,让它们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很多作品都是踮起脚尖去迎合,而不是站稳脚跟去表达。这是一个不注重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的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好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吧?我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二:幸福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宝宝的味道一定很开心,但是你不能一直抱着他。他也想找到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母乳喂养。写一部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给婴儿喂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