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自《资本论》哪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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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百科分类排行榜随便看看在线会员友情链接申请马克思主义百科 >> 政治经济学 基础和上层建筑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基础和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即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决定着国家和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存在及其形式。对这种思想的最早的表达方式之一，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然而，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并不仅仅用以表示两个依附的社会层次即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看来，这个术语至少有一次被用来表示一个阶级的意识或世界观：“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但在多数场合下，这个比喻还是用来解释社会三个总的层次的关系，以说明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是受基础决定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是独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因此，任何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都决定着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意识的转变。
马克思曾在一段话中对基础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述，这段话也就成为他的比喻的经典式的表述方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并不被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生产结合或物质条件；它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人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为复杂。马克思意识到，基础的决定作用会被人曲解为经济简化论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和不平衡性，阐明它可以跟上层建筑所起的影响作用并行不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断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9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神生产的特征是由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所决定的，但精神生产仍然被认为能够对物质生产起“相互作用”。换句话说，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被设想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够起某种影响作用的东西。
其次，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跟艺术生产和法律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罗马私法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者希腊艺术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但问题不在于理解一定的艺术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发达的物质条件相适应，希腊艺术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而神话则是人们安抚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错误观念“有一个否定性的经济基础”（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真正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在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为典范或模式。马克思试图用人类历史童年时代的天生魅力来说明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至少表明他认识到，艺术和法律的形式由社会所决定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够限制它们对于其他的时代同样适用（参看艺术条目）。
第三，马克思在回答那种认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不适用于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会的反对意见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影响作用。马克思重申了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他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补充说：“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区分了“决定”和“支配”的不同涵义。根据这种区分，经济始终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并不总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在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之中何者居于支配的地位。这种区分究竟能否从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来，还是有争议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归结为经济现象，这个方面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也反对以简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他在强调经济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只能“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他摆脱了机械的因果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这个层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层次即上层建筑则被看作是它的结果。然而，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则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种“辩证的”因果观来取代上述概念，根据这种辩证的因果观，最后的决定因素并不排除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为了强调这一论点，恩格斯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恩格斯还进一步把具有实际影响的不同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上层建筑诸成分之间及其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这种简释曾被人批评为把黑格尔关于自然——观念的关系这种概念转换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样，恩格斯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恩格斯竭力反对19世纪80年代掺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作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能够扭转这种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论著所造成的趋势。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实践概念的缺乏以及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那种脱离社会活动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于助长以简化论的方法来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还由于最初两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著作中，实践的观念得到最有力的表达）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确，由于缺乏一种起协调作用的实践概念，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观念便容易产生一些有争议的解释。
一方面，观念的上层建筑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现象，即仅仅是一种其真实性归根到底只能在生产关系中发现的反映。于是，意识也就失去其特殊内容和意义，并且被归结为经济关系。列宁的某些论述就时而给人以这种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会的进化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只能集中到生产关系上去理解。列宁宣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仅是通过生产关系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并且也是这样地来论述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对于上层建筑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进行分析了。列宁后来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页）。这些论述同列宁那些为人所熟知的、但绝非简化论的关于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精心论证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释趋向于把上述空间观念的诸“层次”加以区分，似乎这些层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并按先后次序出现的截然不同的“整体”和“领域”。例如，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如下五种层次：（1）生产力的状况；（2）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既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决定于已有的经济条件，部分地决定于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5）反映这种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⑤，第70页）。然而，这种空间与顺序相结合的结构，却未能表达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层次”都来自人的实践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层次”被看作是互不相关的现成“实体”，而对于社会总体是如何出现的问题却不作解释。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了。作为客观事物的经济究竟是怎样创造出作为另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或理论呢？
最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不能表达一种确切的含义。这部分是由于人们同时要求它起两种作用：既要描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特定的社会层次的发展，又要说明其中的一个层次如何决定其他的层次。执行第一个职能看来是恰当的；这就是说，它有助于描述制度上的差异的发展情况以及特定的实践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知识的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些特定的实践领域是由特殊的机构所支配的。然而，它看来却不那么适合于用来解释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或者用以说明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每一层次的产生，这是因为只要它还势必成为一种静止的观念的时候，它就倾向于把一些动态领域——诸如阶级斗争或实践——归结为一种跟其他层次相脱离的层次。于是，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的观点也就成为因果关系的外在模式。
参考书目
①斯图亚特·霍尔：《对“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的再思考》，载J.布卢姆菲尔德编《阶级、领导权和政党》一书，1977年英文版。
②佐尔格·拉林：《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
③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