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迦陵的遗产争夺
罗迦陵继承哈同全部遗产
哈同在留下巨额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份谜团重重的遗嘱。
这份遗嘱是哈同夫妇以英国律师劳敦、葛立芬为证人签署的，一式两份，内容相同，签订的时间是1931年2月10日。遗嘱规定，如果哈同死后7天之内其妻罗迦陵不死，则罗迦陵将继承全部遗产；如果7日之内罗迦陵去世，那么遗产归遗嘱执行人管理，由遗嘱执行人监护继承人成年后，按遗嘱规定将遗产分割给各继承人。这份遗嘱规定，在扣除赠与其他养子女的款项以及包括丧葬费在内的一切开支以后，哈同的两个养子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别获得遗产的70%和30%。遗嘱的执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觉弥和高易律师公馆的律师拉亥脱。
这份遗嘱为什么强调7日之内罗迦陵不死才能继承遗产呢？难道罗氏也重病缠身、行将就木？
原来哈同信奉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一般在7日内殉节而死，所以哈同在遗嘱中特地注明。当时罗迦陵还不足70岁，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殉节的打算，故顺利继承了哈同的全部财产。
正当罗迦陵为获得哈同全部遗产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原来根据英国遗产税法的规定，哈同留下的巨额财产需缴纳1700万元的遗产税。罗迦陵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无奈之下只好将地处市中心的16处房地产作抵押，贷款1800万元缴纳税金。这笔贷款年息6.5厘，约定期限为10年，但直到罗迦陵去世也没有还清。1949年后债权人还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扣押罗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财产。
中东不速来客要求继承遗产
哈同去世后，首先对其遗产继承提出异议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爱士拉·阿道尔·哈同来到上海，向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哈同的遗产；次年3月，又有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哈同远房亲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狮子大开口要继承全部财产，否认罗迦陵的继承权。法庭认为哈同已加入英国国籍，是受英国保护的公民，按照英国法律哈同遗嘱有效，其中国妻子继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孙（也有侄子说）爱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说）兄弟来到沪上，再次向英国驻沪法庭递上了诉状，声称根据伊拉克法律，哈同遗产应由他们12人平均继承，但鉴于罗迦陵年老孤寡，又与哈同结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给她四分之一作为照顾，但法庭同样驳回了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额财产的诱惑鼓舞着伊拉克军团的斗志，罗迦陵去世后，爱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别向汪伪政权法院及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均未成功。对于此事，长期在哈同花园编撰书目的李恩绩在其《爱俪园梦影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一方面是老东家（指哈同）的嫡亲胞侄。据说照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伊拉克国家法律，老东家的全部遗产，应该归他们血统最近的胞侄承继。老太太(指罗迦陵)就算与老东家是配偶，因为没有血亲关系，所以半点儿份也没有。大概伊拉克国还停留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罗迦陵遗嘱陷真伪之争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收养了几十名中外养子女，最后正式承认的有22位，中外各占一半，其中中国籍的大都随罗迦陵姓罗，外籍养子女则随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罗迦陵又签了一份遗嘱，为了与以前的哈同遗嘱相区别，这份遗嘱被称为“第二遗嘱”。遗嘱内容拟定得极为详尽，除向社会、宗教界及政府捐赠外，中外养子女、洋行职员和花园老职工、罗迦陵亲信的仆人、随从都分到了相应的款项，她宠爱的管家姬觉弥一人独得了400万元的庞大产业。
哈同遗嘱与罗迦陵遗嘱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中外养子女的态度不同，罗氏遗嘱中各位养子女分配的遗产数额基本一样，而哈同遗嘱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长子大卫·乔治·哈同由于劣迹斑斑受到罗迦陵的严厉惩戒，不仅被剥夺了养子的资格，就连分给他的14万元遗产也必须在其恶行改善后才能拨付，否则不享有继承权。6名中国养子中除去早逝的长子罗友良，剩下的罗友兰、罗友山、罗友启、罗友仁和罗友翔均担任了新成立的罗氏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理事，而外籍养子女则无可置喙。
由于“第二遗嘱”是罗迦陵死后由其中国养子罗友启发现的，所以外籍子女认为是假冒的赝品，不予承认；中方养子女则认为遗嘱有罗迦陵的亲笔签名，是真实有效的。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对此事也有记述：“中国养子女们所根据的是老太太的遗嘱，后来称为第二遗嘱。这遗嘱也是个英文本，一***有9页，真所谓洋洋万言……当时在旁人看来，这第二遗嘱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应该有效。但据外国养子女们说，这遗嘱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这假遗嘱的人，还该负刑事责任。”
围绕着“第二遗嘱”的真伪，中外养子女之间又展开了诉讼，但经过两次庭审以后，法庭并未作出裁决。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公***租界，并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园随即被日军接管，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中外养子女遗产争夺战
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外籍子女以长子大卫·乔治·哈同为首，中方则以罗友兰担当领军人物。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师公馆的策划下，大卫·乔治·哈同与大部分中国养子女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中国籍养子女承认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遗嘱为唯一合法有效遗嘱，其他遗嘱均无法律效力；作为回报，大卫·乔治·哈同分给他们部分财产。此协议由高易律师公馆担保，大卫·乔治·哈同还当场支付了部分款项，这份协议后来由于抗战胜利并未完全执行。
抗战结束后，与大卫·乔治·哈同签订协议的中国籍养子女纷纷发表声明，称协议是在遭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重新要求按照罗迦陵的遗嘱执行财产分配。与此同时，姬觉弥、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指定的遗产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谓的合法材料，要求执管罗迦陵的全部遗产。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国民党要员吴国桢、潘公展的调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终于在1946年达成了协议，承认哈同遗嘱合法有效，承认第二遗嘱中捐赠政府的部分有效，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给中国养子女们比上一次更多的财产作为补偿。
具体分配方案是：将遗产中尚存的金银珠宝估价后，88%分给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12%分给罗氏兄弟；大卫·乔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亩，占总数的58.3%，房屋1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48.2%(包括除罗弼·维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养子女分配数在内)；罗弼·维多·哈同分得土地60余市亩，占总数的13.3%，房屋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13.7%；罗友兰等分得土地70余市亩，占总数的17%，房屋6万平方米，占总数的19%；姬觉弥等其他人分得余下的土地50余市亩，房屋4.7万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宣布此案结案，长达16年的哈同遗产继承案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