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宏你在哪里
2002年初，我离开了TCL，当时外界有很多猜想，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心脏出了严重的问题，严重得差点没死过去。因为心脏病退下来不久，我又骨折了。有人会觉得这是祸不单行，但我想那就顺水推舟在家好好休养吧。
歇下来后我就开始看书。我从小就爱看书，看书对我来说简直是最幸福的事情。但在商业圈里打拼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突然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一样，一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大概七八个月后，受读书启发，我发现自己好像对慈善的事情感兴趣了。
当时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排斥，想把它推回去。因为我当时对公益很不了解，我觉得那是一件特苦的事情，要到深山老林，到最穷的地方，去做奉献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做不了。
我也不敢把这个念头跟别人说，就自己悄悄地找这方面的书来看。我原来只是想做点善事，看了书才发现这里面很动人，再后来又知道公益和慈善并不一样。但国内现有的书大多是教科书风格，笼而统之，我还是觉得隔靴搔痒。
我开始把这个念头悄悄告诉身边最要好的朋友，结果就有朋友给我找来了《社会企业家》(全称《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这本书。当时这本书的英文版都还没发行，我拿到的还是试行本。我拿到这本书简直太喜欢了，这些人简直是一群活雷锋嘛！
对我来说，企业社会投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用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它的重点是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意义重大的投资方式。进行社会投资的人叫“社会企业家”，这笔钱叫做“社会资本”。我就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我应该能为此做点事情。
“翻译的过程中，我获益最多”
当时完全不管难不难，我就说我要翻译这本书。就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七八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一开始，我翻得很慢。我每天往沙发前面的地上一坐，拿个垫子靠着腰，支在茶几上，这是让我的腰最舒服的姿势。但两本书翻译下来，我的腰还是出毛病了，医生催着我做手术，吓唬我不做手术会瘫痪的。
我翻完第一本戴维(《社会企业家》作者)的书，就对做小额信贷的尤努斯特别着迷，问戴维有没有尤努斯自己写的自传，他说有，但是他找不着了。我跑了好多个书店，最后花了20多美元在美国的一个小书店买到了。
我读了特别喜欢，就按照书上的邮件地址给尤努斯发了一封邮件，说明了我是谁，以及我想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在那封邮件里跟他说，我在商场里面做了20多年，我觉得他特别伟大，做成了让千万穷人受益的事业。我还跟他说，我不是想靠翻译挣钱，我就是想把他和格莱珉银行介绍给中国人，虽然我之前只翻译过一本书，但我还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没想到第三天他就回信说：“我怎么可能拒绝这个请求。”这就是翻译《穷人银行家》的契机。
第二次翻译我快多了，初稿大概只用了2个月时间。其实翻译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我自己。
翻译的过程中我好几次落泪，二十几年了，尤努斯坚持在孟加拉给最穷的人、最需要钱的人提供贷款，他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太不容易了，这个人太伟大了。在《穷人银行家》导言里，尤努斯写1974年孟加拉的那场大饥馑，“饥饿的人像洪水一样涌向首都。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无论老人孩子都是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孩子像老人……他们对城里人毫无要求，就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人有很多种死法，饿死是其中最残酷的一种。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让人无法辨别。”这段话我都能背下来，平静的文字背后的张力让我动容。
书中还有一个地方，写尤努斯去给乔布拉村的妇女讲他的贷款计划，因为下雨，尤努斯和他助手破例被让到屋里。那些妇女则躲到竹墙背后，通过助手和尤努斯交流。后来墙突然塌了，大家都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的妇女赶紧把脸藏到面纱后面，有的咯咯笑着，不敢正视尤努斯。有的读者觉得这是个很喜剧性的片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好像看到了那个场景，眼泪就下来了，他们做得确实太不容易了。
翻译完这两本书，也匡正了我起初对“公益”这两个字的认识。我原来对公益有两种极端的想法，一种认为我想做就做，喜欢就行，另一种想法认为我要做成一项大事业。后来我发现这两种想法都不对。第一种太轻佻，太随意，简直是不负责任。第二种也不对，如果你抱着超出这件事本身之外的目的去做，也是做不成的，一定是这个事情本身让你兴奋，才能做好。
后来我和戴维，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专家学者一起座谈，交流。我没有想到，他们对待《社会企业家》这本书，有点像八九十年代国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待MBA的那种态度。当时一有这方面的案例、材料进来，我们就赶紧找来放到自己的文件、报告里。我在企业里大小会开过无数，但目的这么单纯、又这么投入还是第一次，我们光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就讨论了足足两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他们做这些事业，也是有着外人不理解的大快乐的。就像戴维写的这些故事，他原本是个专栏记者，走访了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40多个非政府组织，后来他在书里写到了9个。这些人在奉献，但社会企业家和慈善家还有区别，社会企业家把社会事业当成企业一样去经营。这其中有创业，有经营，有管理，有收成，所有企业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他们都要经历。所以他们并不仅仅是苦里吧唧的，他们的事业是丰富的。
架起公益与企业间的桥梁
企业和公益事业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企业天生是逐利的，而公益是帮助弱者分享社会的发展。这两本书得出的经验是，公益要做成，必须打通公益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必须利用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去推动。比如印度的儿童热线，他们和医院、警察、学校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动用了很多现有的社会救助力量。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公益的事业要做成功太艰难了，一定要让社会知道你，支持你，不能只自己苦哈哈地做，不能断了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
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家做公益的探索。比如一群企业家在内蒙古阿拉善治理沙漠，他们把民主制度、提高效率等在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引入公益事业，也动用了很多知名企业家的力量，这种模式就很好。
公益肯定是我今后生活的一种选择。
从经度到纬度
我现在每天起的很早，早上弹琴，看书，下午是学习时间，我把这叫做我自己的文化复兴运动。商业圈里锻炼的是一个人的技能，可能也能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没有文化。而我从小就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商业圈里的经历再丰富，只丰富了我生命的经度。但是我生命的纬度，那些不太热闹的东西，不在台前被别人看到的东西，要我自己去补上。
我现在追求的是一种平衡丰满的生活，我还刻了块石头，是我最喜欢的弘一法师的四句话：“利关不破，宠辱惊之。名关不破，毁誉动之。”我这人对“利”一直没有什么贪念，但是很在乎“名”。我希望有一天，对于外界的评论我能从容不被惊动，这样才是真正把握住了自己。
我很高兴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我并不高尚，我只是在做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