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按数学模型完成弑母计划”，这到底算不算高智商犯罪

吴谢宇弑母案择期宣判，但就“弑母案”背后的“高材生”吴谢宇，似乎才正式进入媒体舆论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撇开弑母的惨烈，以及弑母的异化，仅从作案的实施去看吴谢宇的存在，似乎永远逃不开他高材生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媒体有意或无意地修饰，“北大学子”始终被冠在惨案的背景板上。

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他弑不弑母，跟“北大学子”的身份并不构成强逻辑。但是，媒体从参与庭审的“知情人”处获悉，吴谢宇在庭审上谈到“弑母计划”时，直言是按照数学模型操作的，具体的步骤：第一步先试探妈妈，他有一次回福建，跟他妈提过一次“自杀”的想法，他妈妈的回应大概率意思是：“你不活，我也不活”。

说实话，按照吴谢宇弑母的案情推动，貌似“这一试探”算是吃下定心丸。要知道，就案情的核心推动来讲，吴谢宇父亲的病逝算是触发点，让本来就性情压抑的吴谢宇和好强的母亲彻底进入硬撑阶段，他（她）们彼此都应该很爱对方，但是又因为父亲的病逝，不能更好直面彼此，以至于只能进入彼此心疼又彼此依赖的境况之中。

坦率地讲，虽然并没有相关的鉴定结论认定吴谢宇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但从吴谢宇庭审中的自我描述来看，显然弑母前后有一定的抑郁倾向。当然吴谢宇的母亲应该也有抑郁倾向，要不然吴谢宇当时也不会认为“妈妈很像死前的林黛玉”（这里不排除吴谢宇的“自认为”有脱罪嫌疑）。

从这个层面上看吴谢宇弑母的前后异化，所谓“弑母计划”的说法，显然有些太过严肃，并且有关他自认为的“数学模型”可能更多也是基于他学霸状态的讲话方式，根本上与所谓的“高智商犯罪”并没有太强的关联。毕竟从吴谢宇前后的心理异化来看，是从“自杀”开始的。

所以，对于媒体刻意从“高智商犯罪”出发进行相关报道，更多也只是在蹭“北大学子”的标签，至于弑母案本身的存在，可能更多还是基于亲缘关系的扭曲而触发的。因此，就算吴谢宇声称“按数学模型完成弑母计划”，大概也是为当时的迷失硬找逻辑而已。

要承认，就吴谢宇对弑母现场的清理以及对母亲尸体的处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智商犯罪”。只是当案情背后的悲剧线索流露出来时，我们才发现吴谢宇对于作案现场的处理，应该属于作案后本能的恐惧使然，并非是一早想好就要那样做，因为在吴谢宇的弑母计划里，也有“自杀”的安排，只是后来没有按原计划操作而已。

不得不说，人性确实是复杂的，老早想好的计划，轮到“自杀”的时候就彻底变卦。所以很多时候，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变成恶人，就在于各自的处境遭遇不同，所以很难绝对的定性一个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只能是在既定的行为反馈中给予特定的标签。

因此就“好人和恶人”的评判来讲，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极致标签的定性，并非能彻底代表一个人的特质。所以回到解构悲剧的路径上，就不能铁板一块。而是要回到具体的案发背景中，进行事无巨细的揣摩，只有如此吴谢宇弑母案才能全面地袒露在我们面前，而非只是“儿子杀母”的大逆不道之景。

与此同时，之所以要将吴谢宇弑母案排除在“高智商犯罪”的序列之外，就在于吴谢宇的作案动机里“有爱的释放”，即便他理解上是错误的，这方面从他逃亡的过程中面对周遭的方式里，也能看得出来。当然，不否认的是：他打着母亲的幌子骗取亲友的钱财确实是不对的，但那也是基于他对亲友在父亲生病危难时未提供帮助而错误理解造成的。

说到底，如果吴谢宇真的是彻彻底底的痛恨自己的母亲，想从此远走高飞，就不至于在逃亡过程中也有过自杀的想法（庭审中有提到两次自杀的行为）。所以从始至终，吴谢宇是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想摆脱生活的压抑，一方面又不得不被遭遇本身所吞噬。

庭审中有公开资料显示，吴谢宇在逃亡过程中和女朋友拍摄过“性爱视频”，有不少媒体解读为“压抑的反扑”，这其实有些把人太过静态化了。说到底，只要没有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想必也犯不着去过度的揣测背后的是非曲直。

另外，在很多时候，过分的聪明如果得不到智慧的加持，很容易走向“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境地。按照“知情人”的说法，吴谢宇是比较博学的，热衷看哲学类书籍，所以看问题的方式相对刨根问底。只可惜，在面对母亲沉闷的问题上，他却走向反哲学的路途。

所以，回到亲缘关系的的期盼上，作为父母相较于“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式的美好祈愿，更应该注意的是孩子活在人间，一定要不畏人间之苦的品性构建。只有如此，当苦闷袭来时，才能经得起压抑，斗得过抑郁。所以人们常讲，经历得来的智慧，比所谓的先验聪明更为重要。

就如熊培云在《慈悲与玫瑰》中写道：我相信人的一生是身体下坡，灵魂上坡的过程。当我走到时间的尽头，我愿我的一生每一时有每一时的领悟，每一岁有每一岁的江河。但眼下来看，吴谢宇不仅弄丢最爱的母亲，也弄丢未来的自己，着实令人神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