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情人的影片评价

当娄烨借助《周末情人》的影像叙事，试图疏离开那个被新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老上海形象时，在他和那些老上海故事之间就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美学的对峙和精神上的紧张。问题在于，越是感到这种精神对立物的强大，就会越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影像美学实践中往相反的方向倾斜。然而，作为刺激他们进行反抗的内驱力——那些源自现实生活中的愤怒情绪并不像前辈那样因为文化转型的痛苦而产生出了巨大的思想批判力量，它们不过是都市日常生活笼罩之下个人精神虚空中的一些青春期情绪分泌物，因此不具有太大的现实杀伤力。这样他们剩下了假想式的文化反抗，或者干脆为了反抗而反抗，让反抗变成“这一代”的文化仪式，并且因为能够拥有这种不合时宜的态度而表现出极度的精神自恋和自我放逐的文化偏执。

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或许并不明了个人产生怨怒情绪的现实来源，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反抗的具体所指为何。因此《周末情人》在叙事终端就遭遇到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他们最终可能会将内心淤积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转而宣泄到同辈人、群体内部、自身，甚至比自己还弱小的弱势者身上。影片中阿西和李欣偷偷约会，被同学告发后愤而报复，终因过失杀人而锒铛入狱。此后李欣的新情人拉拉因为争风，一时意气失手刺死了出狱不久的阿西，为此也身陷囹圄。在这种普遍纠结于1990年代“愤青”群体内部的互文性叙事中，叙述者借以实践反抗的主体和反抗的对象合而为一，最终新生代导演的都市影像书写陷入了一种自我指涉的怪圈。

《周末情人》中的文化自戕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验证了1990年代都市青年仪式化反抗的叙事局限。大概导演也想挣脱这个奇特的文化宿命，于是在故事的结尾为失败了的文化青年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若干年拉拉出狱，迎接他的人群中有一个怀抱中的婴儿，那个婴儿的名字叫拉拉。仪式化反抗的失败者希冀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文化宁馨儿的诞生，这显然是一个预支的光明。当他们告别了现实坚守，也开始学着“向前看”，所有的焦虑、躁动、抑郁、落寞似乎已被彻底释放的时候，我们似乎嗅到了1990年代初曾经风光一时的都市先锋影像在现实的逼视下迅速衰老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