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克鲁格曼的战略贸易政策？如何达到贸易保护的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 ）、斯潘塞（B.J.Spencer ）、克鲁格曼（P.R.Krugman ）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以产业组织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和企业竞争理论为分析框架，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1984年，克鲁格曼指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发挥促进出口的作用。在自由贸易者看来，这无异于异端邪说。然而，不管它多么离奇怪诞，在理论逻辑上却是讲得通的。诚然，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对一种产品无论怎样保护也永远不会使其成为出口商品。但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一个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从事生产的企业却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获得静态的规模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自己的边际生产成本；能够通过大量销售积累经验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不断下降，利润足以覆盖和补偿研究与开发的成本；能够通过歧视性价格的做法，在国内市场上索取高价，在国外市场实行倾销，使自己低成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国外市场。克鲁格曼关于“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使得人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发生作用的机理、条件及其后果看得更清。

克鲁格曼的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其一，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分隔。各国寡头厂商的行为可以主宰价格的浮沉，且能在不同的市场上索要不同的价格，它们通过相互倾销向对方市场渗透，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其二，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在上述假定下，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受到保护的企业的销售会增加，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扩大而递减，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缩小而递增，质言之，该国的进口保护措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超过其国外竞争者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营优势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份额。其结果，贸易障碍的设立进一步增强了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削弱了外国厂商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是由于产量—边际成本—产量之间存在着交互馈赠、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政府通过保护某一个市场可以为本国企业带来滚动增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并会波及其余未受保护的市场，该国将能在所有市场上扩大本国的销售量和减少外国的销售量。

在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进口保护也能达到促进出口之目的。当某产业处于研究开发牵引增长或边干边学的动态发展过程时，规模经济表现为生产的边际成本随研究开发支出的增加或生产销售经验的积累而趋于下降。因此，为本国厂商保护或保留国内市场将有助于实现本国厂商边际成本的相对降低和外国厂商边际成本的相对增加，而本国厂商一旦在边际生产成本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便可达到出口促销的目的。日本发展半导体工业时的所作所为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克鲁格曼曾对16K计算机存储器市场竞争做过一个模拟分析，他认为，日本在本国这项工业起飞时采取了种种不公开的保护措施，这一保护主义行动相当于26％的不公开关税，正是靠这一点才使当时日本三家半导体企业得以生存，否则，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能够在美国厂商强大有力的竞争下幸存下来。通过为本国企业保留国内市场，日本发展了本不可能独立生存的半导体制造业。在不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和积累生产销售经验的基础上，日本终于脱颖而出，现已跃居半导体的主要出口国。日本厂商在扩大出口的过程中，逐渐地蚕食美国厂商在本土和第三国市场上的垄断租金或经济利润。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P.R.Krugman）曾以“波音”与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为背景，对航空工业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作了模拟分析。他假设，在大型中程客机的国际市场上，美国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呈双寡头之势，这两家公司都需作出是否制造一种新飞机的决策。由于飞机制造的规模经济甚巨，而市场仅能容纳一家公司，谁率先进入并制造新飞机，谁就能独占垄断利润100单位；如果两家公司同时进入、竞相生产的话，则不但不能赢利，反而两败俱伤，各遭致5单位亏损（见表（1））。因此，两公司的战略选择只能是：生产或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