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耻》告诉了我们什么？

随着院线各大影片的上映，一部纪录片引起了我的关注。《日本之耻》是一部在英国上映的有关日本性侵事件时长为59分的纪录片。

纪录片讲述的是29岁的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2015年一次工作晚餐中被时任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安倍晋三传记的作者山口敬之灌醉并带回酒店强奸，事后予以否认。伊藤诗织用两年时间进行反抗，最终使得日本对于强奸罪的刑期短于盗窃罪的故事。纪录片以日本视角反映了一个全球有关女性的话题，女性的社会地位看似在不断提升的背后，在某些禁忌的话题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都处于被封闭的状态。日本的性文化算是开放的，大街小巷在看得到的地方，摆出的性话题是直击视野范围的。在强奸罪的定义上，概念是有些模糊的。“拒绝就是同意”，挣扎与喊叫是毫无力量的反抗。片中提到，在日本成长的女性，从出生到国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百分之八十的女性都是遭遇过性侵的，性侵是强奸的另一种委婉表达。作为女性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来公然揭开自己伤疤的，她们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伊藤诗织在反抗的过程中试图去报警但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强奸证据不足，每一个报案的女性都要对警察陈述甚至是用人偶演示被害的全过程，警察大部分都是男性，这也是很多女性被害而选择沉默的原因。不想再去回忆被害的过程再去重创心灵第二次。诗织在报案无果后选择向公众公开这件事，公开之后的群众反应一度让她陷入痛苦之中，认为她作为公众人物把这样耻辱的事情公之于众是错误可耻的。国会中的女性议员甚至认为诗织可笑的行为是有害于山口敬之的。马丁路德金曾说过“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揭露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而诗织公开的谈论也是在唤醒更多沉默的受害者，被社会道德捆绑的女性。

看完之后，我不禁想起了性侵题材一直都存在，韩国的人性大片《熔炉》也好，《素媛》也罢。均改编自真实的事件，可是结局都是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让人惋惜受害者的同时充满了愤怒却无处泄愤。对于普通人来说，法律是唯一的保障，可是当法律都不能如自己所想保护自己的时候，作为普通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哑巴吃黄连。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世人都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可时代赋予女性和儿童所受到的伤害却是有待完善的。当性侵从真实变成电影，再从电影回归到《日本之耻》的真实记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因为不完美，所以存在也赋予了真实的意义。虽然恶人依旧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应，可是法律做出的微小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所有的女性。让为所欲为者有所约束，有所忌惮。

回顾上半年的重大事件，性侵，疫苗是两个不可逃开的话题。19岁甘肃女生的跳楼事件，引起大众一片喧哗和声讨之后，一切都归于平静，面对施暴者，总是在法网之外，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得到相应的罪行。可是真正可怕的是社会舆论和家庭对于受害者的内心指导。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当中写到：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在被性侵之后，受害者思琪尝试去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里没有性教育？妈妈的回答是：什么是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妈妈的回答让思琪不敢再说，教育就这样把孩子推向了沼泽的边缘，最终思琪再忍受了五年的性侵，八年的痛苦写出自己的经历之后。26岁的林奕含选择离开人世，在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她说：房思琪式的强暴一直都存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甚至在我说话的此刻依旧在发生。我并不期望我的一本书能够改变这样的局面。听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争愤怒的是在法律面前的无可奈何。对于林奕含来说，记录本身就反抗了。作为不幸中的幸存者，我们除了引以为戒和为其痛心伤感之外好似能做的微乎其微。2017年4月，林奕含离开了。2018年6月，19岁的甘肃女孩带着痛苦和无奈再次离开。是的，关于性侵，耻辱一直都在上演着。只是希望我们社会对于性的禁忌感在经历过血的教训后可以清醒，不要再让施暴者感到如此方便了！希望家庭的教育不再是沉默，让受苦的人闭嘴，亦或是当作教训了！没有犯错，就不该让受苦的人选择沉默！这种沉默，只会加速坏人的喧嚣和好人的痛苦，心灵的家园被摧毁依然可以重建，只是作为这世间的幸存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给被害者施以最大的鼓励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用羞辱和怜悯的目光将她们一步步推向死亡的坟墓！

《日本之耻》存在于每一分沉默中，那是人性灰暗地带的耻辱，一直都在禁忌，被揭露的也最终归于沉默，愿这份难言的耻辱有一天可以沉默在尖叫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当再提起性侵两个字的时候，社会不再是痛惜和无奈，而是多了一种法律不再让施暴者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