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案”改轻判是法律的什么反应？

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鹦鹉案”，终于尘埃落定。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某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一审法院认定，被卖出的那两只“小太阳”鹦鹉是受国际公约和法律保护的，王某因此被定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五年。此案在舆论场引发了广泛讨论与质疑。

3月30日下午，深圳中院对二审宣判，被告人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000元。

尽管这个判决结果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无罪诉求仍有落差，但对已被羁押近两年的王鹏，仍是个好消息，毕竟到5月17日便能出狱，恢复自由之身。事实上，比起一审判决的5年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罚金，二审量刑明显从轻。

平心而论，就此案而言，在立法并未实质改变之前，免罪未必有太大可能。鹦鹉科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附录中的物种，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贩卖绿颊锥尾鹦鹉2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当然，一审顶格对王鹏作出处罚，还值得商榷。比起通常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基于被告人自养动物、出售数量较少，且是为家人治病而出售自养的鹦鹉等酌定情节，给予轻判结果，显然更易为人接受。

二审的最终改判，“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也是对一审判决的合理修正。

审视近20年前出台的司法解释，紧盯“名录”“国际贸易公约”，明确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固然省心省力，也更有“依据”，问题是还不够科学合理。

事实上，作为目标系的“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国际贸易公约”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者近乎“而立”，后者则已过了“不惑”之年。一旦确定就长期不变，很难符合野生动物动态保护之需。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

更不合适的是，该司法解释的“笼统保护”，对于驯养繁殖的动物，不管是附录一、附录二，一并作为野生动物同等保护，与国际上分级保护、适度放开的做法不一致。

事实上，在一些公约的参与国家和地区，对驯养繁殖的附录二野生动物，只要证明是驯养即可买卖，遑论违法犯罪。从既有经验看，过于扩大保护范围，并不利于野生动物的繁衍保护。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产物。面对司法实践中动辄得咎、犯罪打击面偏大的现状，需要尽快对有关司法解释作出修订，科学界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范围。当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也需适时调整，使之更契合国际潮流，也更符合公众预期。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个责多轻多重没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