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深情关怀仪仗队的事例都有哪些？

1957年9月27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率领政府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率领议会代表团同时访问我国。

按照规定计划，卡达尔首先到达，由周恩来迎接，之后费林格到达，由刘少奇迎接。他们的飞机都在南苑机场降落，仪仗营要连续完成两次迎宾任务。但是，两国领导人乘坐的却是同一架飞机。于是，外交部不得不临时决定：原来的两个阅兵式、两个分列式改为两个阅兵式，一个分列式，对两位元首用一个报告词。王立堂一听大吃一惊。本来，那一串外国人名字就够复杂的了，他好不容易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背熟了，现在忽然又需要将两个名字联在一起说，就更怕出错了。为此，王立堂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默默在背了几遍。两位国家领导人走下了飞机，王立堂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开始报告：匈牙利总理卡达尔阁下，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王立堂这时已经忘了这位主席的名字，他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整个广场静静的，上万人的欢迎群众都不敢吭声。王立堂脸上的汗也下来了。好在周恩来及时走上前去，用左手做了一个“请”手势，王立堂马上跨步让开，两位领导人走下检阅台，开始检阅。检阅结束后，外宾去了宾馆。周恩来留下来，他叫住了王立堂。他说：“外国人的名字太长，这次时间紧，背不下来不怪你，但你要灵活一些，实在报不上来，就直接报告领导人的职务，主席就报主席，总书记就报总书记，总统就报总统先生，不要再提名字，但国名一定要报全称。再报不上来，就把路让开，让我们开始检阅嘛。”

1962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仪仗营的生活也很艰苦，仪仗战士们本来个头就高，又是全训部队，体力消耗大，时间长了，战士们的身体便难以承受。有一天，一个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已经立定等候在首都机场。这时，周恩来来了，各国使节、武官也陆续到了。但就在这时，一个战士突然脸色发青，晕倒在队列中，虽然那位国家元首还没有来到，预备队马上补上了别的队员，但是周恩来却觉这不是件小事，出现这种现象肯定是有原因的。周恩来当即指派罗瑞卿进行调查。他们查看了仪仗营的伙食登记本，又亲自观看了战士们的饮食情况，还到训练场看了战士们的训练强度。他们回去做了汇报后，周恩来来批准给仪仗营进行伙食补助。20天以后，周恩来又在检阅场上见到仪仗官兵，战士们的脸色已经由黄转红了。

1965年7月24日，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吴奈温和夫人访问中国。吴奈温的飞机降落了，在轰鸣的礼炮声中，仪仗营为他做了精彩的表演。吴奈温在检阅结束后，找到执行队长袁鸿车，他握着袁鸿连的手说：“你们的仪仗表演非常精彩，我看了很高兴。”袁鸿连听不懂吴奈温的话，恰巧当时又没有翻译，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周恩来走上前来，流利地译出了吴奈温的话。袁鸿连一听，立正敬礼：“谢谢阁下夸奖！”

1970年“五一”节，党中央决定把每年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改为规模较小的游园活动，并把这一年的五一庆祝活动作为第一次游园试点。警卫仪仗任务一般是头一天就做好准备，因为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要到中山公园来，尽管对这支部队格外放心，周恩来还是在处理完一天的公务后，于当晚23时25分带上警卫员和警卫局的人来到了中山公园。哨兵见是周恩来，转身敬礼报告，也许是怕影响其他人，周恩来挥挥手，示意他不要报告。周恩来走到哨兵跟前，首先摸了摸战士的衣服，看看是否暖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指示加大仪仗队阵容，由150人的方队变成371人，排面由原来的50人延长到120人。加大编队，能否同时听见执行队长的口令成了问题。执行队长身处排头位置，在长达100米的队伍里，队员听到口令的时间有先有后，尤其是排在后面的空军，动作整整比陆军慢了一个节拍。后来，仪仗队想出一招：听到口令后，陆军2秒钟后做动作，海军1秒钟后做动作，空军马上做动作，时间的调整弥补了因声音在空间传播产生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