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看朱熹：三个伟大身份的圣哲（二）
朱熹第二个重要身份是教育家，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会发现朱熹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应有他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朱熹出生于南宋偏安东南、内忧外患交迫的时期，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朱熹认为首先要恢复儒家正统思想。朱熹19岁中进士，20岁首次回婺源就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在婺源故里，朱熹同众多乡儒文士接触交流，谈论陶柳诗歌，探讨《论语》等儒家经典。一些年青人为朱熹的学识所折服，有的后来成了朱熹的门生。从此，朱熹走上著述与讲学之路，致力于教育实践活动，直至其生命终结，长达50年时间。其间，即便是同安主簿四年、南康知军两年多、浙东赈灾一年多、漳州知州一年多、潭州（长沙）知州一百天、御前侍讲四十六天的***九年仕宦生涯，也少不了著述与讲学活动，所以说朱熹是一位实打实的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教育家。
朱熹一生对书院和学校情有独钟，他在首仕同安主簿任上，就厌烦自家的“责任田”，盯上了县学这块“荒芜地”，当时县学没有教谕，朱熹主动向县令请求兼管县学。?朱熹接手县学后，立即整顿学风，并亲自授课。朱熹在同安开创的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一些同安学子成了他的门生，有些后来长期追随左右。此后，朱熹每到一地，都对新建和修复书院、学校乐而不疲。
据考证：朱熹一生亲自创办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读书的书院6所，讲学的书院41所，总***67所。著名史学家方彦寿在其著作《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一书中明确讲到：“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是第一人！”
在众多的书院中，有四所书院，与朱熹关系较为密切。其中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二，另两座书院在河南，当时属金国统治，朱熹是去不了的。
南溪书院，这是朱熹幼年读书的地方，是朱熹上过的“幼儿园”。南溪书院原为郑氏馆舍，朱熹在这里接受过《孝经》《易经》等儒家传统经典的教育，馆舍中有一座半亩见方的池塘，朱熹对此印象深刻，即后来朱熹《观书有感》诗中的“半亩方塘”。朱熹成人后，多次回到这里讲学授徒。朱熹逝世后，尤溪县令李修于嘉熙元年(1237年)捐资在此修建尊道堂等建筑，用来祭祀朱松、朱熹父子。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赐额“南溪书院”。景泰二年（1450年），景泰皇帝钦颁朱熹像，并赞日：“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布诸方策，启我后人”；景泰七年（1456年），特准南溪书院于朱熹诞辰日举行官方祭祀，是古代唯一举行朱熹诞辰祭祀的地方。清康熙皇帝为南溪书院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后人为纪念朱熹在此读书，在半亩塘旁建一亭，名“观书第”。
白鹿洞书院，这是朱熹修复和讲学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至南宋时已是一片废墟。?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任南康知军初期，一次视察时，在樵夫的指引下，找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朱熹认为这里是理想的设立书院的场所，决心重建白鹿洞书院。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自兼洞主，亲自上课，还亲手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办学的基本规范，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典章制度。?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胡适先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胡适曾说，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了三大趋势：一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700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正因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后人称之为天下书院之首。
岳麓书院，这是朱熹讲学和修复的另一座重要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南宋时期，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在此主讲，岳麓书院名声大噪。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38岁的朱熹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长沙访问湖湘学派领军人物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进行讲学论道两月有余，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7年后，绍熙五年（1194年），65岁的朱熹再次入湘，任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怀着深厚感情重修了岳麓书院，将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建成之后，朱熹发布了《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把《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把《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书院的教材，自己亲自到书院听学、授课，把朱子学风吹进了湖湘大地。
考亭书院，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讲学的地方，是朱熹创办的一所重要书院。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承父志定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后更名“沧州精舍”。朱熹在此授徒讲学八年，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病逝。晚年的朱熹，饱受“庆元党禁”的迫害，所倡导的道学被斥为“伪学”，禁止传播。朱熹仍在沧洲精舍继续著述传道的实践，他写下一首词《水调歌头·沧洲歌》，最后两句是“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表达了他不问政事、一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愿望。朱熹在此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来到考亭求学问道，比较有名的学生有蔡沈、陈淳等。沧洲精舍于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诏改为考亭书院，朱熹的理学学派也被称为“考亭学派”。
在众多与朱熹有关的州县学校里，尤溪县学显得尤其特别。尤溪县学，绍兴未在知县林嶷的支持下，学风日盛。林嶷还扩大县学规模，在明伦堂后建了一所楼阁，作为教学之用，名为“观大阁”。朱熹对林嶷兴学校、崇儒道的政绩大加赞赏，作了首《尤溪县学观大阁》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推荐弟子林用中给当时的知县石子重，任尤溪教谕。尤溪县学一时成为福建重要理学传播阵地，县外许多学者自带粮食来尤溪受业。朱熹也曾想把最小的儿子朱在送到尤溪学习，后因路途遥远而作罢。为此，朱熹感慨道：“幼儿未有读书处，深以为挠，地远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乾道九年（1171年），石子重还将尤溪县学修缮一新，再次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为此专门作了一篇《重修尤溪庙学记》，为县学崇德、广业、居仁、由义四斋写铭，并亲书“明伦堂”三字，供制成匾额，悬挂于尤溪县学正堂。朱熹理学成为正统思想后，许多学宫“明伦堂”匾，皆按照朱熹的手迹刻制悬挂。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个方面进行规定：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右修身之要。
右处事之要。
右接物之要。
?从内容来看，《揭示》由儒家经典语句集结而成，左右之别要从古人文字竖排去体会。本揭示中“五教之目”“为学之序”可以看作是教育方针，“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可以看作是学生守则。从教规中可以看到，朱熹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把《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学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写入学规贯彻于教学活动中。从朱熹的教规与官方教规对比来看，朱熹的高明之处在于引导加约束，做到宽中有严，而官方修订的教规偏向于对学生的惩罚。
《白鹿洞书院揭示》出现后，很快成为南宋各地书院统一的学规。后来，宋理宗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使之成为御颁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影响了元明清各朝，不但书院仍将之作为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官学也将之作为办学的准则。 明代大儒王阳明，对《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即强调小学教育，也重视大学教育，还对学前教育、女子教育、特长教育给予关注。朱熹还亲自编著教材，其中有儿童启蒙教材《小学》六卷，《童蒙须知》一卷，《训蒙绝句》五卷，这些教材成为后来私塾开课授徒之用。而朱熹的《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等书，则是作为书院教材之用。朱熹的《经筵讲义》，顾名思义就是给皇帝讲课时所用的教材。另外朱熹的许多著作，虽然不是作为教材之用，但可以将它们视为教学参考书。
朱熹作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历史地位，可以用康熙皇帝对其尊崇之举来表述。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一万世一定之规”。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祍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