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怎么完成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 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