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d肉

尹喜，生卒不详，先秦时圭阝县(今甘肃天水)人,字公度,一作公文。尹喜少好天文秘纬，仰观俯察，洞若观火。不修俗礼，隐德修仁。后游览至终南山周至县结草为楼，号为“楼观”，以其楼观星望气耳。周康王闻之，拜为大夫，后复召为东宫宾友。

尹喜善内学，常服日月精华，时周朝衰微，尹喜仰观天象，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将西度，乃于周昭王时辞去大夫之职，乞为函谷关关令。后遇老子，拜为师，求至道，老子授以《道德经》五千字，承其衣钵，著《关尹子》九篇，终成道教之文始先生、无上真人，位列道教之“天府四相”之一玉清四相，是居太上老君之后、南华真人庄周之上的道家亚圣，其著作被称为“文始真经”，足见其位之尊。

尹喜的生平事迹散见于经传及《清微仙谱》等道书，而最可信的当为司马迁《史记?6?1老庄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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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西行是中国隐士风之始，而尹喜恰恰在周朝衰微之际望见“紫气东来”。他望见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史上隐士之风的源头，而且他以函谷关关令见证了老子西行这一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他还大胆地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其动机与今日向行将老去的文化界泰斗索请墨宝别无二致。一个强”字，精彩胜于十篇演绎文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因为老子出关时要向关令尹喜索要通关文牒，相当于出国的签证。函谷之东是周朝的地盘，而之西则是虎视眈眈的秦国的地盘。在这洞开一轨、壁立千仞的函谷关，你可以想象尹喜的“强为我著书”该有多么的理直气壮！行将隐去的老子那一刻一定也在权衡其中的利弊。他在洛阳为周王朝当过征藏史，也就是图书馆管理员（千年后，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还有一个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周朝大夫尹喜年轻时还向他借过书，请教过问题，也算是故交了。老子在归隐前，面对故交的这一个“强为我著书”，颇有些心有戚戚焉。他当然也想精妙总结自己作为周室征藏史的一生，把毕生对天地道德的透悟放在这秋阳平西、红日衔山的函谷关。他果然就提笔写了起来，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后一句话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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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和一楼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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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没有尹喜在公元5世纪适时出现在函谷关向老子索请著，很难想像大隐之士老子那一肚子物华天宝式的道德经纶会不会消失在他西行归隐的青牛背上。当尹喜火中取栗般从老子浩瀚无际的思想天空夺得这五千言《道德经》后，历史赋予他作为函谷关关令的神秘使命就此终结，他接下来的使命已经再简单不过：承继衣钵，弃绝人事，精修至道，传之后世。

《道德经》第一传人尹喜自此悉心发挥经文要义，著《关尹子》九篇，老子概括其思想为：“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吕氏春秋》谓：“老聃贵柔，关尹贵清。”葛洪则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说”。后世对尹真人推崇备至，毫不怀疑关尹子“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想”和“虚以接物，则物清自明”的为人，毫不怀疑他受老子点化、作为老子第一传人的身份。换言之，后世之人以文化和宗教的名义，对尹喜催生《道德经》而承继之的慧眼敏行表示了毫无保留的谢忱。

甘肃天水伯阳乡是尹喜故里，尹喜从此地东行至陕西周至，他的故庐楼观秦汉时便不断有逸士研经问道，晋时更是道士云集，逐渐成为中国道教以老子为祖师的楼观派。天水尹喜，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诵道德，洋洋乎大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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