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部 第九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 第九章
第九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