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生平
学生时代,格瓦拉经常利用假期环游拉丁美洲。在1950到1和2月的暑假期间,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省,行程超过4000公里。1951年,在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西班牙语: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他决定退学,环游南美1。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诺顿摩托车。他们于195112/29出发,决定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他们的摩托车在路中间抛锚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村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和苦难,他的国际主义也在这次旅行中逐渐成型。他开始认为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利益相同的整体,如果发生革命就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阿根廷,全家人去机场迎接。在他此时的日记中,他写道:
“写这些日记的人在再次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死去了。我已经不是我了。”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写的日记后来被出版成书,相应地,电影《摩托车日记》于2004年在好莱坞拍摄。格瓦拉开始努力学习。6月1953,正式从医学院毕业。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但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由于当时阿根廷庇隆政府的独裁统治,格瓦拉的母亲担心儿子被征为军医,要求他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玻利维亚革命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到了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格瓦拉被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
1953 65438+2月24日,格瓦拉抵达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在年轻的左翼总统阿尔本斯的领导下,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马拉,他还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切”。“Che”是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部分地区广泛使用。是人们打招呼、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你好”、“哦”。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兹领导。阿本斯政权很快被推翻,阿马兹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并开始残酷镇压左派。几个月之内,大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从此,格瓦拉更加坚定了* * *产品主义的信念,他认为这是解决拉美当前困境的唯一途径。后来,他在墨西哥避难,在那里他遇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1955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准备返回古巴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格瓦拉很快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7月26日运动”的军事组织(以一次失败革命的日期命名:蒙卡达事件)。1956 165438+10月25日,82名“7月26日运动”的士兵挤上小游艇格拉玛号,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克斯潘出发,前往古巴。
1956,12年2月2日,比计划晚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东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部队里的一名医生,在一次战斗中背着子弹箱,当时一个是药箱,一个是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变成了军人。
剩余的游击战士在Maestra山区定居下来,并逐渐扩大了革命队伍,获得了一些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超人的勇气和毅力,高超的战斗技巧,对敌人的冷酷无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包括卡斯特罗。他很快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和最信任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约有280人。经过一系列战斗,到19年2月27日,革命军拥有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万人。1959 65438+10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逃亡。有证据表明,从1957到1958,中情局秘密向“七·二六运动”提供大笔资金,这是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段经历是格瓦拉在1963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西班牙文: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写的。
格瓦拉死后,随着其尸体照片的流传,格瓦拉的事迹开始广为人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抗议他被杀的示威游行,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歌颂他、记录他生死的文学作品。甚至一些对格瓦拉的社会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主义者也对他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受到广大西方青年与其他革命者不同的对待,是因为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毅然放弃了自己舒适的家庭。他在古巴执政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位高薪,重返革命战场,奋战到死。
尤其是60年代末,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了大众偶尔想象的革命的象征,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Alberto Colda)于1960年拍摄的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生动肖像,迅速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图片之一。格瓦拉的这幅肖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许多商品上的图案(比如t恤、海报、棒球帽)。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他在蒂姆·赖斯和安德鲁·洛伊德·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担任解说员。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因为胡安·贝隆的贿赂和暴政而对贝隆夫人和丈夫失望的故事。叙述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和贝隆夫人不是同时代的人物,而他一生中唯一和伊娃·贝隆有关的事情就是他小时候给贝隆夫人写过一封信,向她要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连同其他六位在玻利维亚并肩作战的战友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名为恩内斯托·格瓦拉恩内斯托·格瓦拉广场的特殊陵墓里,编号1997。陵墓位于古巴的圣克拉拉。2004年,约有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陵墓,其中外国人127597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展出了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的原件(格瓦拉在信中宣称要断绝与古巴的一切联系,加入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赞格瓦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他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美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不羁浪漫的侠义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个伟大继承者,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帕萨塔紧随其后。当这个* * *实业家唐吉诃德拿起长矛的时候,曼德拉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越南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都被各种军事独裁统治所占领。他死后,拉丁美洲的革命游击战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高度。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在《革命的革命》(Revolutionary Revolution)中强调,如果没有长期系统的农村动员和结构良好的干部,精英和高度敬业的叛乱分子只是丛林中的少数叛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马蒂斯游击队;20世纪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为新总统莱昂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由“黑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全国革命武装力量”始终没有摆脱殖民时代土匪的形象,因为他们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方案,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土著。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袖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届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在孤军奋战,无法动员国内的农民,无法与教会、知识分子和工人达成任何协议,也从未在国际上得到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格瓦拉的牺牲和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激励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追求经济、政治和社会正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车“新民”观的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和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地诺和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具威胁和最激烈的反对派领导人。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让拉美久违的“民粹主义”和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复活,成为对抗国际经贸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