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1850年左右
这是清朝咸丰时期：
一.清朝最彪悍善斗的一只军队——湘军大纪实
1851年，咸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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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湘军的历史，起始于金田起义的同一年。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从纯粹客观的历史因果关系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湘军的兴起是果。
湘军在兴起之后，就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份里，湘军这个时代的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日后将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湘军人物，这时各自处在狭窄的环境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
这一年上半年，即将投入镇压太平军作战的新宁人江忠源，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这个三十九岁的七品芝麻官，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广东人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的战火。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得知，刚刚即位的文宗，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用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自己的家乡湖南，有许多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显然，他希望朝廷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对他的奏疏，文宗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老乡左宗棠和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补授黎平知县。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们严格控制着要隘。胡林翼又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罗泽南讲学乡里，跟随他游学的弟子有一大帮。罗泽南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由附生被推举为孝廉方正。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跟随官兵镇压李沅发起义之后，刚刚回到家乡衡州，然后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作主了。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在军事上都无所作为。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满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他们身处一个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他们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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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名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朝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朝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朝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朝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两千名镇筸兵，已经开到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朝廷就近挑选官员。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带领四千五百人驻扎在湖南，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
可是，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朝廷告急。朝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防兵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提督余万清在朝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朝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返回武宣。
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钦差大臣一到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丁勇。
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朝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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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人江忠源是一个能够洞察社会的读书人。他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于是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党的动向。
这个年轻的新宁人，虽然身无官职，却能纵观全局，一点也不奇怪。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又考中了举人，自然会有些不凡的见识。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江忠源想要的执行能力，就是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江忠源本来是无意于做个军人的。他来到京城，是为了参加会试。他的老师邓先生在京城的宅邸去世。友人邹生和曾生病卧在床，江忠源朝夕照料他们。邹生和曾生后来也相继去世了，江忠源筹划将这三人送回家乡安葬。他行程万里，将他们的灵柩送回原籍，自己误了三年一次的考试。这种义举，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
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他在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江忠源看重乡谊，到了京城，少不得与湖南老乡结识往来。他与郭嵩焘交好，一起去拜会曾国藩，为他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擅长识人的京官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见恨晚，感叹不已。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忠源这样优秀的人才。曾国藩预言，这个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新宁人是天下奇才，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为操守和义气而献身。
江忠源客居京师期间，与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北京城里有个传闻，说是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这两个湖南人的古道热肠，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
曾国藩后来离开京城时，向皇帝举荐了他所看中的这个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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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于1844年回到家乡，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
每到月初，江忠源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
江忠源组建的武装力量，不是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他在团练中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规定了一套列阵和搏杀的训练方法。江忠源熟读兵书，现在得以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践。他的这套方法，人们笼统地称为“练勇”。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民国，甚至在当代的民兵预备役制度里，也能看到那段历史的影子。
江忠源建立的武装力量，在三年后检验了战斗力。
1847年10月，新宁会党雷再浩等人起义反清，江忠源率领两百名团丁，配合清廷正规军攻打起义军。雷再浩率部辗转走到广西全州的梅溪口、大埠头一带，江忠源率领部队据守要隘，切断起义军的供应，并向当局建议，湖南和广西进行“会剿”。
这年冬天，起义军被迫退回新宁，江忠源使用反间计，杀害了雷再浩，镇压了这次起义。从此，他在乡里博得了通晓军事的声名，清廷赏给他一顶蓝翎顶戴，任命他为浙江秀水的知县。
短短三年，江忠源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这和他日后升迁的速度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从1851年开始，江忠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由一个七品小官，靠着战功，跨越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的十个台阶，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也令湖南的读书人个个心痒，争相效仿。在这种意义上，江忠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但是，在1847年，江忠源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并没有幻想以后的飞黄腾达，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做好一个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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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江忠源奉派来到浙江。秀水县正遭天灾，赈灾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于是他担负起了治理一县的重任。
江忠源很快就发现，饥荒严重地威胁着秀水的百姓。为了挽救这场灾难，他只能伸手向豪富要钱，拿银子来周济灾民。但他是个朝廷命官，不能干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勾当。他只能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要拜祭城隍神，邀集所有的豪绅募捐救灾。捐了钱的，发一块“乐善好施”匾，以示表彰。不捐钱的，发一块“为富不仁”匾，规定要挂在宅门上，不许摘下，还责成地保巡视。
富豪们害怕家门口挂上必被千夫所指的匾额，几天里，纷纷认捐，县衙收到了十万两银子的捐款。江忠源亲自查核饥民户口，分发银两。规定下属五天汇报一次，严加核查，以防贫污。他的举措，受到百姓的拥戴。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稳定下来。巡抚吴文镕是个江苏人，但他把这个湖南来的小官看作国士，加以礼遇，并将他补授丽水知县，派他去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
文宗即位以后，曾国藩应诏推荐人才，江忠源的名字，就在推荐名单之列。朝廷决定，将这个干才送部引见。
但是，江忠源的父亲正在这时去世，江忠源不得不回到新宁的杨溪村，为父亲守丧。
1849年11月的一个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停泊着许多渔船，上面灯火闪烁。渔船中夹着一艘官船，载着从水路赶往家乡的江忠源。
江忠源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发现少年时代的同乡挚友刘长佑，身着青衫，头戴席帽，站在他的跟前。
刘长佑比江忠源年幼六岁，十一年来，一直在岳麓书院求学，师从丁善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名叫刘坤一。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辈份很高，是刘长佑的族叔。
江忠源对于这叔侄二人的突然出现，颇为惊讶。询问之下，才知道刘坤一昼夜兼程，在今天赶到长沙，带来刘长佑父亲逝世的噩耗。同时，他还告诉刘长佑，李沅发的起义军在攻打新宁县城。
刘长佑固然感到了丧父之痛，但李沅发攻打新宁县城一事，也令他耿耿于怀。他立刻领着刘坤一，来找密友江忠源。这三个老乡在长沙聚首，纯属偶然。有谁会想到，此刻在长沙下河街码头碰头的这三个新宁人，都将成为大名鼎鼎的湘军大帅？
三个新宁人商议一阵，连夜弃船骑马，奔赴家乡。
他们商议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回家奔丧，第二件就是招募乡勇去打仗。
宝庆这个地方，素有尚武的传统，因此，就连这里的书生，也是颇有胆识，文武兼备。
刘长佑是大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靠经营本地的木材和其他土产发家，富甲一方。刘长佑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里，在时事动乱时，却仍然愿意投笔从戎。
三个新宁人到家之后，招募了二千多名乡勇,向李沅发的起义军发起攻击。衡州人彭玉麟也参与了这次作战。靖州人储玫躬也带着一些乡勇来到新宁县城，并率部从小道赶赴隘口堵截起义军。这个书生从小爱读兵书，钻研列阵攻击的方法。在家乡就曾擒拿会党中人。他和江忠源、刘长佑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
这些带兵的书生配合清军，很快就将李沅发的起义镇压下去。
江忠源此后一直呆在新宁老家。因此，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江忠源所在的位置，就在距离洪秀全起义军不远的新宁。
江忠源当时的处境，决定了他能够很方便地把湖南的乡勇带出省界，带到战火纷飞的广西。
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有一件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元1858年11月4日)的档案，记述了关于咸丰皇帝饬查京城水关铁栅损坏的故事。
这件上谕的原文是:“内阁奉上谕:御史富稼奏请饬查水关铁栅一折，据称正阳门东城水关铁栅损坏，水关洞开，殊不足以昭慎密，著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将擅行开毁铁栅人犯严拏讯办，并将各城水关铁栅有无损坏情事，一并查明迅速具奏。钦此。”
水关又称水门，是在水路流经城墙的位置，建造孔券式涵洞或过梁式涵洞，让水道穿城墙而过。在水门涵洞内外，要设置二至三道铁栅栏加以防范，并派专职守军巡视、看护。水门本是疏导或节制水流穿越城墙的设施，明朝京师各水门“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衙门拨军二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明会典》卷二百)。
清朝咸丰时期，朝廷对京师水门管理和防范的侧重点，与明朝略有不同，更倾向于是专为防范“刻下贼匪而设”。清朝咸丰时期，正阳门东城水关被损坏后，先是由位居五品的监察御史富稼直接上书咸丰皇帝，颁布上谕后，步军统领御门立即用两天时间对全城的水关有无损坏情况进行调查。明清时期北京内城***有七座水门:东直门西头道敌台水门、朝阳门南头道敌台水门、崇文门西第七道敌台水门、正阳门东第十一道敌台水门、正阳门西化石桥水门、宣武门西水门、德胜门西龙王塘水门。外城七门中，除广安门至西便门之间“并无闸座水门”，其余各城门之间均有水门。这次调查中发现，不光正阳门东城水关，其他城垣也有部分水关铁栅栏损坏。咸丰帝所指“擅行开毁铁栅人犯”，虽然未曾被抓获，但是，从此便定下了一个定期巡查京城水关的规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步军统领衙门》案卷中，有几件档案都涉及到对水关的巡查，其中有一件是对内外各城闸座水门等进行查验的禀呈，步军统领衙门副参领达哈苏、三等侍卫绵性、候补总兵黄庆春等组织了这次查验。
咸丰皇帝选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1858年11月4日)，颁布谕旨彻查水关铁栅栏，除了“以昭慎密”，还有一个实际用途，就是要赶在河水上冻之前，修复各城垣水关的铁栅栏，防范“贼匪”借冰道从水关进入内城。朝廷要“捍卫”的“百姓”，是居住在内城中的达官贵人；而被朝廷视为“贼匪”的，显然是指城外的贫苦民众。城垣和水关的防范“贼匪”功能，在咸丰时期得到强化。一道城墙，把处于尖锐对立状况下的“城里人”与“城外人”分开了。这就是“咸丰皇帝饬查京城水关”告诉我们的一个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