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为什么自古是我的领土,演讲稿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说法的依据

西藏归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是从元代开始的，但是西藏的土地、人民和文化自古就与祖国内地水乳交融，难舍难分。应该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古代汉藏语言和人种同源问题?

（1）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

通过长期的研究，语言学界基本确立了有关汉藏语同属于一个语系的科学分类。在历史语言的研究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美国学者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在《原始汉语与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的长篇论文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通过研究，他从读音和字义上论证了486个汉藏语同源字。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例如，俞敏就探讨了汉藏两族人和话的同源问题，并制作了汉藏同源字稿，列出了六百个左右的汉藏同源字。

历史语言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原始语言的同源现象是汉藏两个民族在古代***同历史命运的一种反映，它是两族血缘上和文化上密切的产物。?

（2）藏族也是炎黄子孙，藏族文化也是炎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藏两族在人种与血缘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连接点就是古羌。传说时代以治理洪水而著名的***工氏，据汉代经学家贾逵考证为“姜姓之人”；发明农业的“神农氏”炎帝，也是羌（姜）人，《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GFEA1?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而且一直和羌人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古公亶父时候“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绵》）考古资料也证实了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而古代西藏地区的先民吐蕃人，尽管学术界对她的来源存在不同认识，但是都无法否认她与古羌人之间所存在的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唐宋时期的汉文史书大多都把“吐蕃”和古代西羌联系起来，《通典》、《旧唐书》记载了当时存在的有关“吐蕃源自发羌”的说法；《新唐书》则直接肯定了这一说法，文谓：“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

退一步说，如果说吐蕃的王族祖先不是古代汉文史书中所说的羌人的话，而它的土著居民却绝大多数是汉文史书中的古代羌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藏族也是炎黄子孙，藏族文化也是炎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藏文史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依据?

其实不独汉文资料记述了汉藏两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藏文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可以从藏族的传说中看到一斑。比如，藏文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古代民族起源的传说，其中一则谓：外部四族是草山沟里的鼠、有皮膜保护的青蛙、猿、猴；内部四族系是克尚汉人、金向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其中克尚汉人又分为两支，即穆和盖拉；金向蒙古人又分为森察和拉察；卡勒门巴人分为三支：一支是门巴本部族，一支是汉藏交界的弥药（木雅）人，一支是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香雅秀地方之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别是汉、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祝、董、噶四兄弟及韦、达两位弟弟，***计六人。”他们各娶妻室，繁衍后代，其中韦、达两小弟在汉藏交界地区娶了当地的达岱贡玛。

这些很明确地反映了汉藏同源的史实。当然，这其中包含着为元朝时期民族大一统服务的理论色彩，但是也揭示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不仅藏汉两族在远古时代存在着同源问题，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血缘上的联系依然在加深。在吐蕃王朝的扩张过程中以及其后，青藏高原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浪潮，而它的主要趋势就是高原地区及边缘地带的诸多民族融入吐蕃人之中，其中就包括大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因此汉藏血脉相连的说法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密切的文化关系?

（1）文化交流的时间长、规模与深度最大

西藏地区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一直与外界发生着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但是从文化交流的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以及交流内容的深浅等方面来看，西藏和祖国各个内地各个民族，以及同历代中央政府行政辖区人民的联系最为突出，这是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西藏地区除了和历代中央政府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外，同南面的邻邦印度也有着比较频繁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和西藏地区关系最密切的是印度佛教，这一点人所***知，就从佛教来说，它和祖国内地各族的交流远远超过和印度的交流，因为从公元11世纪以后，印度的北部就被伊斯兰教军队所占领，印度的佛教也逐渐失去了传统，藏传佛教北传蒙古、汉族和其他民族地区形成一股巨大洪流，这是衰亡后的印度地区佛教所无法比拟的。至于物质文化、生产技术和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更是如此。?

（2）文化交流的方式多样?

西藏和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总的趋势来说，既有中原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西藏地区文化的问题，也有西藏文化影响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问题，同时还有西藏和其他各个兄弟民族相互影响的问题。比如，唐代时期，在唐朝的首都长安有大批的吐蕃学生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吐蕃还直接从唐朝请去很多文献专家，医学、工艺等专业人员传播内地先进技术，还通过金城公主主动请求引进汉文经典文献《毛诗》、《礼记》、《左传》和《文选》等。

而在唐朝的京城长安，当时也曾经流行着吐蕃的装饰习俗，白居易的诗里所说的“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正是这一写照。高髻是回鹘人的风俗，而“赭面”则是吐蕃人的习俗，反映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双向的，尽管当时是以内地文化对西藏地区文化的影响为主。汉藏文化交流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直接的，即汉藏两族进行直接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有间接的，即通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作为媒介得以实现的，比如通过蒙古族、满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来实现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意义更为巨大，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交流的态势。?

（三）经济交流的雄厚基础?

（1）唐蕃古道与吐蕃丝绸之路?

西藏地方和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人民和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关系不断趋向密切，其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紧密联系。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和内地的经济往来就已经形成，这首先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青藏高原地区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内地之间的相互补充为基础的。当然，畜牧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更强烈一些，从而使农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向心力的作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和内地唐王朝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在唐朝和吐蕃发生关系的两百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使者往来，除了报聘、求婚、奉表等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恢复因战争中断的经济贸易。自从文成公主进藏和亲以来，就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形成了繁盛一时的交通大道，这就是闻名当时的“唐蕃古道”。

《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了这条道路的走向和里程。根据史书的记载，在唐蕃古道上被交换的物品种类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物品或者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则是丝绸等物，因此也可以称这条道路为“吐蕃丝路”。吐蕃丝路上的贸易对吐蕃王朝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茶马贸易?

在我国古代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业地区和边疆高原畜牧业地区之间，在中央政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以物易物的经济往来形式——茶马贸易，这种贸易的内涵比较丰富，既有政治上的贡赐关系，也有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还有文化上的沟通和借鉴关系。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中原地区农耕和作战而急需的马匹、游牧地区基本生活用品的茶这两者，在两个大的经济类型、两块大的地区，以及中央政权和边疆地方政权两个政治势力之间造成一种供需关系，茶叶和马匹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两者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史书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

同样的，内地耕田不能没有马，为了应付不断出现的战事，对马的需求也有增无减。还应该看到，所谓的“茶马贸易”也不过是一种符号，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因此，这种经济往来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对维系西藏和祖国内地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促成了西藏地方归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进程。?

（四）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问题?

西藏纳入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西藏文化的东向发展，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1）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核心部分的西藏高原上，它的周围都是高山大川，特别是在它的南部和西部，耸立着号称“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把它与南亚和中亚广大地区隔离开来，而在它的东北部则是相对开阔而低缓的地带，为它提供一个向外发展的平台和通道，这种自然地理因素，对西藏和内地融合为一体造成一种良好的自然氛围，因此，当吐蕃王朝强盛时候，它虽然向四个方向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但是，向北、向东的扩展最有成效，地理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西藏文明发展方向的历史选择?

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文明发展的因素之一，西藏文明的外向发展还受到周边文化氛围的制约。如果说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和南亚的印度还曾经有过比较密切的文化交往的话，那么到了公元11世纪前后大批的印度僧人因为印度北部地区被伊斯兰教军占领而纷纷逃亡西藏，就是这种联系十分悲壮的一个闭幕式，尽管双方的联系一直存在着，但是再也没有先前密切的景象。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西藏古代文化，把目光全部放在了国内的兄弟民族和地区上，在这里始终有它滋生蔓延的肥田沃土和阳光雨露，给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

（3）历代中央政策措施和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

历代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宗教和民族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乃至不同于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和制度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与错误，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它们也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起到密切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关系的作用。唐代的“和亲政策”，元代的“崇尚释教，因俗设置”的方针，明代“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的措施，以及清朝重用格鲁派领袖管理地方，确立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选定转世活佛等，都是如此。?

（4）西藏和内地人民长期相互交流的必然结果?

西藏地方和内地和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与友谊，在维系西藏地方政权和历代中央政府之间关系方面始终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人民之间的联系是渐进的和潜移默化的，也是十分牢固的和能够持久的。诚如《格萨尔王传》引用古代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汉地货物运到蕃（吐蕃），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西藏和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血脉联系在上古时代已经奠定了，在后来不断得到加深。古代藏族形成过程，也是她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心理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不断认同的过程。这个认同过程是永远发展的，没有终止，需要代代维护，倍加珍惜。?

综上所论，说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充满了曲折，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却是确定无疑的，西藏地方在元朝时期归属中国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它事实上也是漫长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页，既不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开头，更不会是它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