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纪录片《太阳之下》?

纪录片《太阳之下》的评价如下：

在朝鲜政府的严格操纵下，导演维塔斯·曼斯基抓拍住了伪造的朝鲜完美形象中的荒谬之处。《太阳之下》通过将现实与虚构对比，并透过孩子的视角看到人类纯真的情感。《太阳之下》的拍摄尽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导演维塔利·曼斯基还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朝鲜的“真实”，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朝鲜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新纪录片《太阳之下》讲述了8岁朝鲜女孩珍美准备加入“朝鲜少年团”的故事。这是一个由执政党劳动党管理的组织。珍美的母亲在豆浆厂工作，父亲是服装厂的工程师，一家三口享用丰盛的家宴，乘坐平壤一尘不染的地铁，并瞻仰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青铜像。只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假的。

朝鲜政府为影片挑选演员，为他们写好台词，找人指导他们说台词，全剧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管理。现实中，珍美的父亲是个记者，她的妈妈在餐厅工作。有一次，一个拍摄指导训斥珍美，让她自然点，就像在家里一样。

那么，为什么该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一位继承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与D·A·彭尼贝克的“真实电影”传统的纪录片导演，竟会同意接受这样一个难堪、更不必说在道德上很有问题的工作呢？导演说是因为希望借此了解一些关于我的国家和我的家族的过去。

曼斯基从小生长在苏联，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以前，和1991年以后。那一年，苏联政府垮台，28岁的他开始记录人们过去在***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纪录片让你能够坐上时光机，”他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市家中通过Skype接受采访时说。在2011年的《祖国还是死亡》一片中，他来到社会主义古巴，把这个国家和70年代的苏联作比较。

2012年，曼斯基在海参崴的一个电影节上与一个朝鲜代表团会见，接下来两年时间里，他和朝鲜政府协商，希望进入朝鲜拍摄。最后的合同规定，除了提供剧本、演员和指导，朝鲜审查者还要审查每天的拍摄成果，对成片保留最终的批准权。曼斯基不能同演员交谈，也不能拍摄任何未经批准的场景。

面对这样的荒诞条款，曼斯基仍然坚持要去拍摄。他表示自己感觉自己的幻想烟消云散了，即便如此，他仍相信可以拍出我想拍的电影。他有很多在受限制的地方拍摄的经验，比如军营、监狱或者克里姆林宫里。不管怎么样，总是可以想办法展现这些环境的真实本质。

他把莱尼·李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作为范本。这部关于1934年纳粹党代表大会的作品既被视为政治宣传的杰作，也被看作是一部重要的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朝鲜政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朝鲜。极端的限制需要有极端的应对措施，于是，曼斯基使用了新闻暗访的技术手段。

他在朝鲜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机器整天都开着，记录了每一场戏的布置、排演和重拍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的拍摄指导在牛奶厂让工人们反复拍摄了好几条，直到他们表现出恰到好处的热情。成衣厂里，一个女裁缝宣布。到了拍下一遍的时候，产量已经变成了“超额200%”。

被问到加入少年团的感受时，珍美显然被新的责任所压倒了，两滴大大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每天工作结束时，一个剧组工作人员会故意耽搁一下，让另一个人有时间去复制拍摄内容。然后曼斯基就把存储卡交给审查者，他们会连夜把一切他们认为不应出现的内容删除。

这样严格的政府审查令曼斯基觉得和苏联时代的生活太像了。他说，自己变得敏感多疑，每天晚上都要用家具顶着酒店房间的门，害怕有人在他睡觉时进来偷走他拍摄的素材。剧组成员们都担心自己的房间被窃听，于是用暗号来讨论工作。作为最后的保险措施，曼斯基雇了一名俄国朝语专家，教会她操纵音响设备。

《太阳之下》是曼斯基“最像维尔托夫的电影”，因为它竭尽全力让观众看到它是怎么拍出来的。比如，镜头上方的字幕显示出这些精心安排的幻象背后的真实。“这部电影的脚本是朝鲜方面为我们指定的，”其中一行字幕写道。曼斯基2005年在一份公开宣言中阐释了他在拍摄形式上的原则。朝鲜方面真应该读读它的第一句：“剧本与真相互不相容”。

2014年，曼斯基与朝鲜的合同破裂，当时他正准备第三次去朝鲜。签证迟迟不批。曼斯基联系不上他在朝鲜的合作方。没有办法进入朝鲜了，曼斯基只好开始把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剪辑为成片。他没有得到朝鲜方面的任何消息，直到《太阳之下》开始在各个电影节上获得赞誉。朝鲜文化部联系了为这部影片提供过部分资金的俄罗斯文化部，要求销毁这部影片并惩罚制片者。

俄罗斯没有照办。不过莫斯科当局要求曼斯基将政府的名字从协助单位名单上抹去，曼斯基拒绝了，并表示自己的道德困境首先在于一开始决定是否要拍摄这部纪录片。其次，他说，他曾采取措施保护珍美和她的家人。我非常为他们担心，所以我没有把一些可能对他们不利的素材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