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自拍中消失的人生为题的800字作文

干了一年多，专栏有了些规模，有位媒体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个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难得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趁机和每位都留影作为纪念呢？日后摆出来，多辉煌呀！”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当时相机不普及，报社不发，个人难得有。但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苏联的老相机，还相当好使。在他看来，我确实是什么便利都占了，却不知道利用，实在可惜！

其实，我也觉得朋友的建议有理。但是，临出门总是想不起带相机。拜访这些人，心思全想着怎么和人家对话，哪里顾得上拍照？我觉得，能有机会和自己喜欢的人长谈，才是最为难得的机会。

至今我还记得金克木无情地嘲弄我对权威的崇拜：“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不一样，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就自己去看书，去想，寻求答案，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纪轻轻，怎么有问题要毕恭毕敬地跑到我这个随时准备进八宝山的老头这里来求教？”

这里不乏自谦和自嘲，但他也确实看准了我没出息的软肋：缺乏独立思考的基本信心。这话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多少年，后来导致我放弃记者生涯，转入研究，阴差阳错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开篇讲的是一段类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在洛杉矶街头经常成为追星族们的目标，大家纷纷拿着手机要拍照。他对自己的粉丝相当客气，但拒绝和粉丝合影，而是要和粉丝攀谈：你的音乐口味？对我的哪段小品喜欢？有什么意见？等等。

粉丝们的狂热劲儿一下子褪去许多，谈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带着没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机失望地离去。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个自我》，都是聚焦于计算机对工作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自我形成等方面的影响。

2011年她出版的《孤独地在一起》，则是探讨移动通讯技术对当今一代人的冲击。她用阿兹·安萨里作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的主题：阿兹·安萨里主动和自己的粉丝们对话，难道这些粉丝蜂拥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吗？但他马上发现：粉丝们要的不是和他互动的经验，他们要的是记录，即用手机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

自拍的功能就在这里：用摄像标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时刻，不惜为此打断我们生活的经验本身。久而久之，经验已经不重要，甚至干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个镜头存到手机里就行。

为什么大家对用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如此着魔？因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把这种记录分享，似乎就是没有生活过。

其实，这种通过自拍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顿。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从事的活动，对着手机自我“冷冻”成形，中国人还特喜欢伸手打个V字。于是，大家不停地自拍、传送分享。

这些活动，不仅在教室、会议中进行，甚至侵犯到剧场、餐桌、葬礼，甚至夫妻情侣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奥巴马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和丹麦女首相施密特热络自拍，惹得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脸愠怒的照片，曾在媒体上走红。

可见，自拍如同病毒，不仅侵蚀孩子，也袭击成人。反省一下，我大学毕业后，一向不太注意到处留影。特别是旅游时，即使带着相机，往往也没有心思照，注意力多在当时的经验中。不过，有了网络后，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别喜欢拍照，然后上传到微博分享。散步、跑步、骑车、爬山、扫雪、种地……越来越离不开相机。

分享什么？貌似分享的是自己的经验。其实，这是分享自己之没有经验。特别是跑步、骑车等，往往是训练休息日的摆拍，并非真正从事这些运动时的照片。毕竟，几十公里的征程不能奢望有人追着给照相。当然，这还不是自拍。我依然不用手机拍照，只能说染上了近似自拍的毛病。不过，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一点是***同的：它们所记录的，都是我们生活消失的时刻。

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个长长的句子写成，中间不免充满了句号。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停顿，人们用以庆贺自己走过的历程。但是，只有句号，没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顿中的庆贺，没有真实的历程，则不称其为人生。回想一下近三十年前的记者生涯，我后悔的不是没有留下照片，而是没有充分地谈话。比如，当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口述史式的《梁漱溟自述》时，首先的反省是：为什么我忘记了这一工作？

再说远一点，苏格拉底上街，是和人们论道，由此留下的智慧，两千多年来依然让人类受用不尽。如今人们上街，拿着手机随处自拍，所见证的，则是自我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