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的主要人物
科斯托格洛托夫
小说中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呆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呆过7年，之后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太残酷了”，于是愤而选择反抗。
科斯托格洛托夫算是一个不幸的人，本来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却由于言语之失而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逆转，遭到流放，劳改，并多次在癌症的威胁下几乎走到生命的绝境。但是也正因为他的这些经历而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可以在自己的肉体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跨过死亡线。体内尽管还保持着某种血液循环和食物消化过程，但是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仿佛是从棺材里看到的。虽然你不把自己算作基督教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宽恕了所有欺侮过你的人，就连对迫害过你的人也已无仇恨。对你来说，任何事和任何人都已经无所谓了，你不想去纠正什么，什么也不会使你觉得遗憾。”多次走在死亡的边缘，对死亡有着真切的感受。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恐惧，没有仇恨，平和地面对上帝，仿佛已经超越了死亡。
从学生时代被抓捕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就一直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他的命运如同一粒沙子，无法自己掌控，直到垂死时来到医院才算是相对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对微嘉给他注射人造雌酚非常不满，因为这会使他丧失男人的功能，而与卓娅和微嘉的交往，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病情似乎有很大好转但并没有彻底痊愈的时候，他强烈要求出院。“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虽然是流放地，但是在那里没有监视，没有强迫劳动，他可以盖上几间自己的房子，甚至还可以娶一个当地的女人。虽然是很普通，很贫穷的生活，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如同家乡一样。实际上，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并非没有对于生的留恋，生的渴望，反而对生活有着更热切的期盼。也因为经历太多的苦难，使他对社会生活有着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在病房里，他是一个让鲁萨诺夫特别厌恶的人，因为这个人总是不合时宜地散发“反党反国家”的言论。他鼓动人们对于“人靠什么活着”的思考，让人怀疑“集体”的作用，处处与他针锋相对。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房里唯一理解舒卢宾的人，虽然两个人的选择不同，遭遇不同，但对当时的现实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
鲁萨诺夫靠捏造事实、告密、诬陷爬到了领导地位。他得了癌症，也住进了癌病房。以他的精神特征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的存在并飞黄腾达就是国家得病的症状，不对这样的邪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国家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这位昔日的高官，“国家的宝贵干部”，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和睦的模范家庭，井然有序的生活，无可挑剔的住宅，然而癌症使他与这一切隔绝了。无论他之前有过怎样优越的令他满意的生活，但是在癌症面前，在死亡面前，它们都将与他无关，他所拥有的不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而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害怕癌症，恐惧死亡。鲁萨诺夫一进医院，就向医生反复求证，“我这并不是癌，对吧？大夫。”
鲁萨诺夫一方面害怕自己得了癌，不敢确认自己得的是癌症；另一方面又觉得脖子上的肿瘤无时不刻都在增长，随时会要了他的命。从家出门时他照了镜子，到医院换完衣服时他又照镜子，一会的功夫，他就觉得肿瘤仿佛长大了不少。到医院以后，医生18小时没有来看他，他提心吊胆，谴责他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但柳德米拉真要他出院时，他又不愿意，因为他害怕短时间内找不到更好的医院，就算找到了，转过去也需要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病耽误不起。癌症就像一把利剑，把这个平日看似刚强的人一下子击倒在地。
他难以忍受祖国百姓的庸常生活。在医院里面，鲁萨诺夫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千方百计找关系，给莫斯科打电话，给他认识的高官打电话，期望得到特殊的照顾。
但医院实在人满为患，很多的病人在过道过夜，鲁萨诺夫的愿望难以实现。身为国家的“宝贵干部”，他无法容忍民众的贫穷与不懂规矩，他极端厌弃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行为习惯。他对医院的破败和医务人员的怠慢也感到十分的沮丧，觉得医院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鲁萨诺夫的挑剔与不满是在与他日常生活的对比中形成的。他平常养尊处优，任何时候都会得到特殊优待，但是在癌症楼这一特殊的环境里,他和普通民众没有区别，他难以忍受这一处境。
他不敢回忆，无法面对过去。鲁萨诺夫是不会愿意回忆过去的，不会愿意回忆他真实的过去的，因为他的发家史就是一部陷害告密史。这个外表刚强，志得意满的国家干部，在梦境里，却感到无比恐惧。他梦见罗季切夫回来了，这个昔日的同事，当年为了两间房子，他告密陷害他，以致他坐了10多年的牢。现在他回来了，依然年轻力壮，挥舞着拳头，马上就会出现在他面前，鲁萨诺夫无处可逃。随着药力的加强，梦境与现实他渐渐分不清楚，陷害工友，告发同事，迫使别人自杀等等，那些往事一一出现在他的脑海，死去的人仿佛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追着自己跑，醒来以后常常是大汗淋漓，担心医务人员给自己喝的药是不是有毒。这个昔日的恶人虽然在外面的世界志得意满，在癌症楼里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审判。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有一定的文化，能读懂法文书，原来生活在一个教富裕的家庭里。她见过许多家庭被无端的抢掠，街道上的邻居以各种理由被带走，当时她心想的是这种事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但不幸的是她并没有幸免。多年以后，30多岁的她在医院里做着护工的工作，看起来己经50多岁了，这时她才明白，是许多像她一样的人的不作为，才造就那么多人悲惨遭遇。
舒卢宾
舒卢宾就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战，也没有被清洗、流放，看上去他就是那个时代逃过各种不幸的少数的百分之几的人之一。他在肛门侧面开一个排泄孔，以后排泄将不受控制。这种病让他特别的抬不起头来。
但让他抬不起头的不止如此。“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也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被逼着选择沉默，选择站到批判的大众中去。到最后，妻子死了，孩子们跟他划清界线了，自己的躯体变成了一只异袋，他必须长久地忍受这种生活。“熬过一切，活下去。”这是一种信念。其实活下去，对他来说是相当艰难的，背负着灵魂的枷锁，始终没有解脱的一天。
艾哈迈占
艾哈迈占，这个平日里看起来和气礼貌的小老头，你绝对想不出来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上边谁掌权
——与我没关系，我宣过誓，所以也就是执行任务。”高喊着应该让那些偷懒的流放犯人吃大粪。“绝不是开什么玩笑，他们可不是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到部队后被派往寒冷的地方看守流放犯人，就变成了这样，要知道他自己完全也可能是那些犯人中的一员，只是命运不同而已。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成为了阶下囚，而他却成为当局政策的和措施的执行者。他为自己能成为当权者的工具而感到骄傲，丝毫没有思考自己真正做的是什么，没有一点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泯灭人性。正是因为他是普通士兵中的一员，他的内心的毫无自我意识才显得更加的可怕。即使在癌症到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反省过自己的行为。
费得拉乌
费得拉乌是日耳曼人，原先是***产党员，仅仅因为民族的关系没收党证，遭到流放。即使在流放地，他也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苦活，累活，有危险的活他一直冲在前头。对于党的政策和措施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所遭受的无妄之灾也不抱怨，向一个木头一样，相信集体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在医院里，他表现得阴郁，不爱说话，但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所有遭遇都是出于“国家的需要”。
舒霍夫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睡了。他这一天过得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有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这样“幸福的一天”对于常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早上5点起床，因为动作慢了一点被罚去擦地板，之后溜到医务室，因为人满感冒没有得到治疗。在喝了一碗不热的稀汤之后，和其他犯人一起在零下27度的严寒中劳动一天，提心吊胆经历数次点名和两次搜身之后终于安然躺下。就是这样的一天，相较而言，却是让舒霍夫感到“幸福”的一天。“而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3653天。因为有3个闰年，所以要加上3天。”
恶劣的生活环境，繁重的劳动，望不到头的刑期，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就已经不容易，而维持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动，有人告密陷害同伴，这样的人因其他人的忌恨而遭来杀身之祸；也有的人舔碗别人的碗，捡别人的烟屁股吸，以减轻自己的饥饿，他们遭到别人的鄙视。但是舒霍夫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之下，活得有尊严，甚至愉快。
舒霍夫吃饭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帽子摘下来，坐得端端正正，尽管很饿，也只会用面包皮把碗擦得干干净净，而绝不会像费久科夫那样，像狼一样盯着别人的碗。在别人收到邮包的时候，他尽管很羡慕，也不会盯着看，更不会主动开口要。劳改营的生活尽管非常艰苦，但舒霍夫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能挺直脊梁，堂堂正正的人。
一个在劳改营不知道待了多少年的老头，吃饭的时候总是坐得直挺挺的，喝汤的时候也总是慢条斯理，不像其他人一样把头埋到碗里，而是像在外面有规矩的人家里一样，把汤勺高高举到嘴边。在舒霍夫看来，这个老头尽管满脸倦容，坐在那里时却坚硬得像一块被凿过的石头。
尽管吃不饱，穿不暖，刑期的结束也遥遥无期，但是舒霍夫并没有在苦难面前卑躬屈膝，放弃自己的尊严，而且还似乎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舒霍夫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平常也会利用自己捡到的小铁块为别人磨制工具，换取生活必需品。劳动在他看来不是让人想要逃避的痛苦的差役，“唉，见鬼。干活的时间怎么这么短哪？你刚开始，就收工了。”干活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眼睛里只有瓦刀，灰浆，只要看一眼，他就知道哪块砖砌哪一面合适，墙上哪需要这块砖。
直到太阳下山了，大家都走了，他还恋恋不舍，一定要把没干完的活干完。在劳动当中，舒霍夫全神贯注，动作熟练，心情也很愉快。劳动使他忘了自己是一个劳改犯人，使他作为一个正常人一样，为自己的手艺感到自豪。
奥列格·卡明德夫妇
卡明德、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夫妇因为母亲好心收留一个逃跑的士兵而被判刑。10多年后，逃跑的士兵已经被释放了，而他们却因为两个人是“一个集团”，还被判处流放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完全遭受着无妄之灾，但却没有任何抱怨，总能从生活中看到美好的一面。弄到一只面包，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俱乐部上演一部好电影，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两本新书，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来了两个流放犯，也高兴很高兴。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永远带着笑声和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生活。即使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伐木，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年过半百，手脚浮肿，她还有心情欣赏那片森林，感慨那里的美景。
即使在最贫穷，最普通的生活里，卡明德夫妇也总能发现生活的乐趣，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尽管乌什—捷列克是个小村庄，一年四季充满风沙，时而炎热难耐，时而狂风突起，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干涸缺水的，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也努力过着讲究的生活：做一张别致的桌子，买一盘别致的灯，砌一个凉亭，种上一块这里买不到的品种的菜，养上两条通人性的狗，每天带着他们去合理游泳，生活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有趣味的，快活的。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总是感慨说：“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幸福不是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每个人的生活观，因此即使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卡明德夫妇仍然能够活得开心，快乐，而他们的乐观也使周围的人受到感染，他们的朋友科斯托格洛托夫认为尽管在流放地，和他们一起的生活也充满着诗意。
马特辽娜
马特辽娜是一个贫穷的老妇人，年近60，家里只有一只瘸腿的猫，一只山羊和几棵小小的橡皮树，两间破屋子在冬天既进风，又漏雨。她既愚昧又胆小，年轻的时候嫁给恋人的弟弟，后面丈夫去打战生死未卜，没有回来。她找不到丈夫死前的资料，没法拿到养老金；在农庄里面干活记的是工分，因此也没有钱，几十年来她没有挣到一卢布。
马特辽娜是一个勤劳的老太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干活，从早忙到晚。由于得不到帮助，又没有地位，她获取物质总是格外困难。夏天的时候，她就要开始为她的那只小山羊准备冬天的草料，年复一年，从很远的地方背回一蒌蒌青草，晒干以后不过一草叉；泥炭也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背回来，还要偷偷藏起来，否则可能被没收。即使如此勤劳，她每天的食物还是只有土豆，衣物也几十年得不到添置。
马特辽娜尽管穷困，却有一颗善良的心。邻居叫她去挖土豆，她会立马放下自己的事去帮他挖，回来以后还会由衷地赞叹别人家的土豆多大，以致挖得起劲，舍不得离开。农庄主席的老婆叫她去送粪，即使自己还在生病，她也答应，还带上了自己的工具，工钱的事更是提都没提，仿佛她自己而不是农庄老婆会为不付给她钱而脸红。她帮助别人从来不要报酬，即使是硬塞给她，她也不要。别人都说她傻，她任劳任怨一生，没有积累下任何财富，因此还遭到了亲戚们的抱怨。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她一生勤劳，却不断遭受厄运，尽管自己贫困，却始终和易近人，乐于帮助别人，她是一个普通人，但在她身上显现出了一种俄罗斯人的精神。
董佐娃
董佐娃是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她不求名利，不追求学位的荣誉，几乎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医疗事业，在医院中人们尊称她为“妈妈”。在这里，她具有了圣母的形象。
瓦季姆
瓦季姆这位毕业于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好学者，在小说中很多时候他都在看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求知的险峰上登攀。
普罗什卡
普罗什卡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的代表，在医院里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他的描写，小说中没有太多的笔墨，但即使是寥寥几笔已足以让人感到他身上可敬的道德规范——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