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 ”曾国”，为何频频出土文物？

201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湖北随州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村民在修整水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 ”大香炉”。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建勋闻讯赶到现场，当他看了这件还有半截身子埋在土中、被村民称为「 ”大香炉”的鼎之后，不由得欣喜万分。从形制看，这件铜鼎至少是西周时期器物，而其巨大的体量，是随州西周考古所没有见过的。他朦胧地预感到随州考古将要轰动全国了。 随州考古的上一次辉煌，是19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编钟、编磬、联禁铜壸、鹿角立鹤……琳琅满目的国宝，将墓主人曾侯乙的名字传扬天下。有曾侯便有曾国，但按史籍记载，这里却属于周代随国……一系列的疑问与猜想在随后的二十多年萦绕此地，学者们称之为「 ”曾国之迷”。这次，叶家山的发现会不会解开之前谜团呢？ 他立即电话通知湖北省文物局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带领考古队员前来勘察。经过初步的清理，出铜器的地方是两座墓葬，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员立即对这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按说年关将近、人心思归，可是队员们却都很兴奋，因为初步的勘察发现，在这两座编号为M1、M2的墓葬周围，沿着缓坡向南、向西还有不少墓葬，而且，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墓葬保存完好，未曾被盗！初步的钻探结果显示，在其周围还有不少于50座墓葬。可以基本确定，叶家山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它比曾侯乙墓早500余年，距今3100年。 从清理出土的大鼎上的铭文可知，这件器物与一个人有关。是谁，不知道。但要命的是，与大鼎一起出土的其它铜器上，我们却发现有「 ”曾侯”二字。这两个字再次打开了随州考古潘多拉魔盒，纠缠学界几十年的「 ”曾国之迷”又一次浮出水面。 随枣走廊，曾在哪里？随在何处？ 熟悉中国先秦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先秦区域「 ”国家”中，最为神秘也最为有趣的莫过于「 ”随”国。 《左传》有「 ”汉东之国随为大”的描述，就是说，在汉水以东的所有诸侯国中，随国是最大的，在周代分封的诸多国家中，随的地位十分重要。随大致在今天的湖北随州市一带。 翻开河南与湖北省的地图可以发现，从河南进入湖北的道路，传统上有两条：一条大体沿今京广线南行，路径为驻马店一信阳一桐柏山与大别山一广水一云梦一孝感一武汉；另一条则从南阳盆地沿唐白河向南，到达襄阳，然后路分为二，一路在大洪山南麓，沿汉水南行至武汉；另一路则在大洪山北麓，由襄樊东行至枣阳，沿「 ”随枣走廊”，到达随州，之后可以沿着涢水南行至汉川、武汉。 大家可别小看这最后一条道路，这小小的随枣走廊，却关系着西周王朝的南方边境是否安定。也恰恰是这一区域，让商周考古学者又爱又恨。 众所周知，武王灭商之后，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疆域、控制殷商后裔，便将兄弟叔侄以及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西周中叶，周昭王、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等地用兵。为了巩固对南方的控制，夺取重要战略资源「 ”铜”，又把一些姬姓兄弟从山西、陕西移封至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 ”汉阳诸姬”。 按照清代经学家的考证，汉阳诸姬大体有「 ”唐、厉、随、贰、轸、郧、黄、弦、申、息、江、道、柏、沈”等15个国家。从分布区域看，大体在汉水北岸的冲积平原和大洪山两麓的地区，随国属于汉阳诸姬之一，分布区域最大、地望争议最小，核心区域就在今枣阳到随州一线的随枣走廊之中。然而蹊跷的是，北宋时，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出土了6件「 ”曾”器，史称「 ”安州六器”。铭文显示，它们与一个不见于文献的「 ”曾”国有关。在那之后，直到最近几十年，在这一地区及邻近的河南南阳盆地内，接连获取许多「 ”曾”国的青铜器，它们没有一件写有「 ”随”的字样。「 ”姬姓曾国”在文献里是完全找不到影子的。在记载江汉平原小国最详细的《左传》里，也没有「 ”曾”的身影。 这种出土发现与文献相矛盾的情况，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一个是有史可据的「 ”随为大”，一个是查无出处、但却真实存在的「 ”曾”，到底是文献记错了，还是说考古人还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 ”随”？ 直到1970年代末，随着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发现，一个自西周末年到战国时期的确存在过的「 ”姬姓曾国”，自此得到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但是，有曾国，仍然无法解答随国在哪里的问题。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随就是曾，曾就是随，曾和随就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这一说法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因为在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国家有两个名字的情况，比如，位于南阳盆地的吕国，又叫甫，在山东安国的州国，又叫淳于。 屡屡「 ”被食言”，商周考古学家又爱又恨之地 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后的20多年内，在随枣走廊，就如同打开了一个盛满铜器的库房大门一样，在大洪山南麓的漳河流域的苏家垅、檀梨树岗；滚水流域的段营、曹门湾、郭家庙；涢水流域的义地岗、擂鼓墩等地点，***发现了数百件青铜器它们无一例外都属于曾国。 令学者不解的是，这些青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末期到战国时期，独不见西周晚期以前的铜器。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偶然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一个叫「 ”静”的人制作的铜方鼎，其中的铭文记载了一件事： 周昭王南征荆楚时，曾派静统辖驻扎在曾和鄂的王师部队。而前述「 ”安州六器”中的中上的铭文，提到了周王南征时，也有记录「 ”在曾”、「 ”在鄂师次（驻扎、停留）”。由此可知，当时的曾与鄂国相距很近。在文献的记载中，鄂就在今天的鄂州一带，而曾，似乎与鄂相邻。 这个鄂国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在金文中，鄂国往往被写作「 ”噩”，商代晚期，鄂侯与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一起，名列商纣王的「 ”三公”后来九侯的女儿成为商纣王的妃子，但是因为不喜欢纣王的 *** ，被商纣王给杀了，九侯也受牵连，被商纣王剁成了肉酱。鄂侯替九侯出头争辩，结果话说僵了，被商纣王给做成了肉干（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这一段历史里，称此事件为「 ”脯鄂侯”。 嗣后，在西周时，鄂国一直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桥头堡，周王朝向南征伐的时候，往往要借助鄂国的力量。所以，在西周中期前后记载周昭王南征的多件青铜器上，都曾记载有鄂。但鄂国又太过于强大，以至于到了西周晚期，它依仗自己的势力与周王朝时而交好，时而反叛。 在周厉王时期的「 ”鄂侯驭方鼎”铭文中记载，鄂国和周王朝通婚，在王朝征伐南淮夷、东夷的时候路过鄂国，还给了鄂国很高的赏赐与礼遇。但随后不久，鄂国就反周了。在另一个「 ”禹鼎”铭文中记载，鄂后来成为南准夷、东夷反叛周王朝的带头人，结果被王师攻灭。 根据中甗和静方鼎的铭文，有学者对曾国与鄂国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认为鄂国在南边，其北部和曾国可能接壤，后来，鄂国被周王朝翦灭，曾国才进入南部鄂国的范围。所以，在西周晚期以前，两国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随州、枣阳一带，应该是两国的边界区域。这个说法，依当时的出土材料看，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所以被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接受。 然而逻辑永远不能替代真相，各种相互有出入的文献记载，更不能替代地下的宝藏。没过三五年，又有新的发现挑战了这一认识。 叶家山PK羊子山，曾国崛起 2004年，随州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通过编号为M4的墓葬随葬的一批青铜器，确认羊子山墓葬群属于西周早期到中期鄂国国君级别人物的墓葬。 李学勤先生针对羊子山的发现，就曾经感叹道： 「 ”（羊子山墓地）证明鄂国的中心就在汉东的随州一带，是我们想不到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调和的意见： 「 ”由于随州与其周围记有曾国名号的青铜器，没有早于西周晚期的，而且形制、纹饰都近似周王朝器物。我觉得，这可能暗示我们，这里的曾国（即随国）是在鄂国已被攻灭之后才建立的，铭文中的‘曾’是沿用了鄂国的旧地名”。 谁料李先生这一精巧的推论刚刚提出，相距羊子山仅仅15公里的叶家山墓地就被发现。研究发现，它的时代恰恰属于西周早期。这样，先前以「 ”没有西周早、中期的曾国”为基础而推论出的种种假设又需要再次调整。 正因为长期以来，随枣走廊地区的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术界对随、曾、鄂国问题的认识，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始终未成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之后立国的，但叶家山墓地所见铜器铭文表明，在西周早期，曾国不仅已存在，而且已称侯，已经发掘完的第65号墓是所见大墓之一，与之伴出的还有铜钺和铜面具等反映高等级身份的重器，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已在汉东地区存在并已相当发达了。这一发现推翻了此前的所有认识。 新发现的铜器铭文，对于昭王南伐楚荆的诸多史迹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辅证作用。对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昭王伐楚事件，比如对于「 ”在曾”、「 ”在曾鄂师”等系列铭文，叶家山大墓的铜器铭文都可以重新诠释。 在四年前，随州羊子山鄂侯铜器群发现后，关于古鄂国的问题已渐趋明朗，此番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再次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今随州地区的两个古国。从这次叶家山的发掘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应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而且与鄂相邻。到了西周晚期，鄂被周消灭，曾国才得以扩张，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替代鄂国成为名符其实的「 ”汉东第一大国”。 而随与曾的重合，似乎也成为必然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现，出土物上所见的「 ”曾”字，有两种。大体上商代与西周早期的「 ”曾”字「 ”下面不带‘曰’”，东周时期的「 ”曾”字「 ”下面带‘曰’字”。这反映了曾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化（有学者猜测，这变化也许是联姻，也许是战争）。其原因，也许跟随的介入有关，而变化的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 就这样，早期曾国的发现，又一次改变了学术界对于西周早期汉东地区的政治版图认识。至于曾、随是否是一家，还是随灭曾之后改称为曾，曾、随的关系究竟如何，限于资料，目前尚未可知。 随枣走廊的发掘还在进行，曾国的故事仍将继续，众多未解或者争论极大的学术问题，仍将在随枣走廊的魔盒中不断露出端倪，正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所言，由叶家山墓地考古发现所衍射出的西周时期南方地区的政治形势可能仍然不及实际发生的那样复杂多变，但我们对于西周时期南方国家政治地理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历史文献所能够为我们展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