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是什么？

程朱理学在明初被树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中叶。弘治年间，王阳明创立“心学”，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瓦解，由孔子开创的儒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最重要的著作《传习录》中，阳明把“心”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他直截了当地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者，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斯举矣。”又进一步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由人心派生出来的东西，只有用心去关照时它们才会真正存在。这样，“心学”就完成了对理学“天理至上”的颠覆。

很多人以为“心学”与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其实不然。例如阳明说：“心即理。”他并不否认理的存在。他也不反对格物穷理，他说：“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的产生是为了理学的振衰起弊。那么二者的根本区别在哪呢？《传习录》二云：“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可见，阳明认为，理是存在的，但必须由“心”里去求，也就是说，心先于理，按阳明的意思，心不仅先于理，心还先于万物。我们可以拿阳明论君臣伦理的话看出二者的区别。《传习录》云：“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就是说，有心才有理。而按照朱熹的话来说，则是“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区别。

那么，既然心是宇宙万物之立法者，人应该追求怎样的精神修养呢？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而把“心学”推向系统完备的理论阶段。《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云：“良知者，心之本体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又云：“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业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这就是“良知”的巨大作用，如果找到了自己的良知，治国齐家平天下，全都可以了。那么，良知到底是什么呢？虽然阳明说得玄妙，但我们也可从《传习录》中总结出主要的方面。比如，孝悌礼智信是最基本的良知，而其他更多的方面则需要人们努力寻找。

阳明高举“心学”大旗，其重视个体价值的特点与晚明知识界精英们要求张扬主体意识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是晚明思想解放的开端。比如泰州学派的王艮、王学左派的李贽都与阳明之学一脉相承。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是一位把“心学”平民化的思想家。据说他曾经后车载以老母，身着战国时代的宽袍高帽在北京城里招摇过市，实是“心学”要求张扬个性的激烈表现。李贽则从心学重视主体的基点出发，提出“夫心者，人之私也”（李贽《焚书》）的大胆言论，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

明清鼎革之际，王门后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颇为人诟病，遂兴起王船山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而随着清统治者政权的日渐稳定，统治者大加提倡理学以稳固人心，理学遂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撼动的主流位置。虽有考据大师戴震等人试图对抗理学的努力，但与阳明“心学”相比，终显得力不从心。（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