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否近乎完美？
把“潇洒豁达”能够淋漓尽致地诠释到近乎完美境界的人，莫过于苏轼。遭遇贬谪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尔”的随缘，思念胞弟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婵娟”的乐观，漫步雨中“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徜徉赤壁“一尊还酹江月”的开朗，密州出猎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蓬勃，感慨人生时“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适……初次读到他悼念亡妻的作品―――《江城子 记梦》，我对苏轼又多了一层了解。“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原来放浪形骸的背后，却是痴痴情深。后来，读了他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也随之知道了一段轶事。“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于错过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即使潇洒如苏轼者，也是难以释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见贤思齐，很想于月白风轻的夜晚，能和苏轼对酌。烫一壶老酒，焚三柱藏香，带五分醉意，弄七个音符，说九分心事。醺醺酒意之后，我会问他：“你既难舍亡妻，为何又恋朝云？”然后问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情圆缺”真的可以幻化成“月如无恨月长圆”，和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形成珠联璧合的妙对吗？第三，我想问他真的可以站在“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人生制高点上吗？如果可以，会不会感觉“高处不胜寒”呢？最后我很想知道，当人生的一些东西，我们明明知道要从身边溜走的时候，我尽力做到“你来，伴着春雨，你走，留下彩虹；你来，宠辱不惊，你走，无雨无晴”，是对还是错呢？希望今晚的梦中，能和苏轼对酌，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同销人间万古愁……苏轼是北宋诗坛著名的大家，他集古代名家诗之大成，把宋古文运动精神发扬到诗歌创作中，把当时只在散文中出现的“议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自己“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是诗歌发展演变的需要，与当时时代、社会思想发展紧密相联，也与诗人的自身经历、性格密不可分。苏诗“以议论为诗”主要体现在以议论传理、议论与意象相结合、议论“带情韵以行”三个方面。苏轼的“以议论为诗”，成就也中有不足，但瑕不掩玉，这种诗歌创作形式开创了一代诗风，奠定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体制，使宋诗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以议论为诗”简单来说就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通过议论这种表现形式对其主体思想、情感、认识等进行直接抒发。在宋之前，六朝和唐诗主要以物象来传达情感，“议论”在当时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将“议论”纳入到诗歌创作，因此称为“以议论为诗”。“以议论为诗”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和总结宋诗的主要特点时提出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严羽认为苏轼、黄庭坚开始“自出已意以为诗”改变了唐人“惟在兴趣”的传统，苏、黄是“近代诸公”的代表人物，宋诗“以议论为诗”是在苏轼、黄庭坚中手中确立的。严羽虽持的是否定的态度，但毕竟注意到了苏诗的特点——以议论为诗。
的确，“以议论为诗”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最主要特点。翻开《苏轼诗集》，在苏轼二千七百余首诗作中，你会看到，从早期南行时期的“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秀。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牛口见月》）那种对人生的莫名怅惘，到中年仕宦生涯中“诗人例穷苦，天意遗奔逃”（《次韵张安道诗杜诗》）的人生总结；从待罪黄州时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那种痛苦心情的揭示，到晚年遭贬海南时“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望湖亭》）的人生咏叹，这种主体情感直接抒发议论的诗句可谓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苏轼“以议论为诗”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社会人生感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使苏诗成为我国诗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那么，苏诗的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苏诗“以议论为诗”是文学发展演变的需要。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歌这种形式诗发展到盛唐，讲究意象的以“物”传情的传统内容和传统表达方式达到了顶峰。清人蒋士铨在《辨诗》中曾感慨：“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鲁迅先生也认为：“一切好诗，至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书简》，给杨霁云的信）面对辉煌灿烂的唐诗，宋代诗人要想寻求突破只能另辟蹊径。苏轼批判地继承前贤的遗产成果，他从诗经二《雅》及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作中寻找灵感，加以创新，形成自己“以议论为诗”的诗格。
议论体诗其实古已有之，只不过是涓涓细流，未为大观而已。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曾这样论述：“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其实《诗经》中岂止二《雅》，还有《七月》、《硕鼠》等，也都是议论之作。降至魏晋，曹操、陶渊明的诸多诗篇，也充满了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几乎可以算作是一篇纯议论诗了。盛唐李白的《古风》、歌行诗常常以议论发泄积愤；杜甫的五言长诗更爱议政议军、论古论今。中唐的韩愈已直接倡导“以文为诗”，其议论之作直接影响到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在学韩复古的旗帜下迅速展开的，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北宋文坛，将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向前推进。欧阳修的创作理论与韩愈一脉相承，在诗歌方面，他善于以诗论政，反映现实斗争，成为宋诗“议论”开风气之先者。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和北宋大多数诗人一样，他沿着尊杜、祖欧、学韩的路子走，成就却超过其他人。杜甫的议论，主要是在长篇叙事诗里，将叙事议论融为一炉；韩愈的议论多在一些反映社会矛盾的诗篇中；苏轼的议论，可以说是随意挥洒。或吟咏田园山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或抒发个人感慨：“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或反映民间疾苦：“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荔枝叹》）；或倾吐手足深情：“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以遗子由》）；或阐述某种见解：“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语未公吾不凭。”（《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此外，苏轼还有不少通篇发表议论的诗。苏轼用大量成功的艺术实践，使“议论为诗”引起人们的关注，让“议论为诗”这种形式在自己手里得以确立。
其次,苏诗“以议论为诗”的形成还和当时时代和社会思想发展紧密相关。苏轼生活的北宋,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时代,国家内外交困,社会矛盾重重。有志于济世救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寻治国方针策略,探索人生的要义,形成了尚理善辨的风气。作为文人传情达意的主要工具——诗也不可避免沾上了“议论”化的倾向。苏轼不仅是文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作为封建政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把诗作为参政议政的工具,力倡诗文要“有为而作”,要“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的政治抱负和干预政治的勇气，使他的诗歌创作很自然地步入了议论化的进程。
再次，苏诗 “以议论为诗”的形成与诗人自身经历、性格密不可分。苏轼因终生卷进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漩涡中而屡遭压抑贬谪流放，悲惨的遭遇和生活的困窘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为了更好地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哲念，抒发情感，渲泄愤怒，他在诗作中直抒胸意，增加了浓厚的议论和哲理的成份。苏轼生性坦荡率真，自由豪放，具有广博的知识及深厚的文化素养，能用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人生，从中得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认识。为了能使复杂的思想、深刻的思辨得到更好的阐发，苏轼开拓创新，“以议论为诗”，真切深刻地表达使他的诗情理交融，文采灿然，气象万千。
二、苏诗“以议论为诗”的艺术表现
苏轼“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他的“以议论为诗”的创新,使他的诗歌达到了“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 的水平。具体说来,苏诗“以议论为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议传理，理趣理深
清人沈德潜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苏诗既以议论见长，又能独步千古，奥秘在于他的议论是“理趣”而非“理语”， 是思想的哲学升华而非认识的平庸表述。人们常把苏轼“以议论为诗”的诗歌称为“哲理诗”，梁宗岱先生归结为“哲学诗”。他认为：“哲学诗底成功少而抒情诗底造就多者，正因为大多数哲学诗人不能像抒情诗人之捉住情绪底脉搏一般捉住智慧底节奏——这后者是比较隐潜，因而比较难能的。因为智慧底节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便流为干燥无味的教训诗了。所以成功的哲学诗人不独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度少见。”苏轼就可以说是“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度少见”的成功的哲学诗人，他才思敏捷，聪颖过人，下笔之际，每每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不能发之议论，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且不说《谢苏自之惠酒》的滔滔汩汩，旋转自如，也不说《赠钱道人》的游戏忧诡，妙趣横生，仅就其借禅言理之作着眼，也可见其机敏智慧之一斑。儒、道、佛三教合一是北宋以来学术思想的一般趋势，苏轼是较早显出这种趋势的卓越代表。“小阁低窗卧晏温,了然非默亦非言。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臂痛谒告三绝句示四君子》其三）尽管病卧的主人身体羸弱，但他却有一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强健、潇洒的灵魂，在这首诗中，诗人表述了他从沉重的躯体之苦中寻找出的"禅悦之味"，充满深刻的哲理。
又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全诗纯发议论，以奇趣哲理取胜。虽无意象，但意在言外，发人深思，揭示了一个人人都常看到，却又没能想到的哲理：主体必须与客体统一。这一揭示必能引起读者的新奇感、惊讶感，并从中受到哲理性的教益。
再如《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苏轼为他第四个儿子翰儿满月时行洗儿会时作的诗。这首诗纵情议论，绝无意象。作者以夸张的语言，风发的议论，跳动的构思及“反常合道为趣”（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的戏谑之笔，推出了他人生哲念的深刻体验。读者可以从诗的整体形象去想象，苏轼对封建的官僚制度是多么的痛恨：那些所谓的官僚在苏轼眼里既愚且鲁，而有真才实学的智者永远当不上公卿大官。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坎坷的仕宦之路的辛酸总结，充满了玩世疾俗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这首诗正话反说，靠哲理和奇趣去启迪读者，使读者在谐谑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二）议论和意象相结合，意理相得益彰
苏诗“以议论为诗”是以议论的句式改造了传统的对物象刻画、描写的方式，以议论的方式同化了意象的方式，即议论融于意象之中，意象在议论中得以表现。这种诗歌表现形式，在传统的具象之外，开拓了艺术抽象的新路。正是这种艺术抽象，使苏诗流彩飞动、气象万千。如《骊山》诗，起句纯用议论：“君门如天深几重，君王如帝坐法宫。人生难处是安稳，何为来此骊山中”，以下纯用意象：“复道凌云接金阙，楼观隐烟横翠空。……霓裳萧敬羽衣空，麋鹿来游猿鹤怨。”结处仍用议论点明此诗主旨：“三风十衍古所戒，不必骊山可亡国”。议论与意象可以句分，但在全篇上却浑然一体。
苏诗“以议论为诗”，继承了唐诗讲究意境的传统，并把它创造性发挥，以议论来造境，这境可实可虚，使诗歌显示出更深刻的内涵。如《读孟郊诗二首》，诗人将抽象的体会、评价化入了具体的意象中：“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 ，竟日持空螯。”“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这种议论创造出的实境承传韩愈，表现了对唐诗的继承。但苏轼比唐人更胜一筹的是他善于创造虚境，避实就虚，通过虚境的创造，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表达了比实境更多的内涵。苏轼和李白都写了庐山，李白实写，用的是描写式：“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形象生动，气势磅磗。苏轼虚写，使用议论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跳跃飞动，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李白从遥看这一角度摄取画面，苏轼则从“横”、“侧”、“远”、“近”、“高”、“低”“中”等七个角度组成蒙太奇，这虚境没有实境具体，但蕴含了更深刻的内含，通过弦外之音，诗外之意揭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深刻哲理。苏轼的庐山虽是由理语所造，但他让我们在欣赏雄奇多姿的庐山的同时，感受到深刻的哲理光芒，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三）议论带情韵以行，情理交融
古人说“诗缘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清沈德潜云：“议论需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意思是说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染，否则容易使诗歌堕入粗疏肤浅、干瘪枯燥的泥沼。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不是干巴的说教，而是倾注了作者真切的情感，熔铸了浑厚的韵味。浓郁的情韵和时隐时现的哲理交相辉映，做到情理并茂，感人至深。如《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这首诗中，诗人简直就是在满怀情感地探索人生之奥秘。首句就是一个颇富哲理的人生感叹，引出前半首诗，用“雪泥鸿爪”来概括人生的短暂和萍迹的不定，贴切、生动、新颖，不落俗套，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语言功底。在对人生征途沉思的同时，又充满怀旧的情感。旧地重游，当时和子由***宿的渑池僧舍，老僧已去，壁坏诗亡，找不到当年和子由***题的诗了，人亡、物消，过去的经历也变得难以寻找，这让苏轼感慨万分，他在后半首诗中将死者的形迹的消亡与生者的踪迹消失相互对照，突出地说明了“雪泥”上的“飞鸿”、“指爪”是偶然的存在，最终都归于泯灭。而尾联“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的小小生活镜头，说它过去确实存在过，但它在全诗中的地位，却仅仅是再度闪现泥下偶然留下的“指爪”而已，事实上它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掉了。这就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前半首诗所阐明的“雪泥鸿爪”的人生哲见。因此，“飞鸿泥爪”这个意象，全在议论的气氛中显现。它不是唐人笔下具体场景中的“物”，而是诗人为表达其理念和情感而高度概括出来的象征，显得内涵浑厚，耐人咀嚼。全诗读来感情饱满充沛，议论恣肆汪洋。
送别之作，最是关情，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多具一唱三叹的抒情特色，苏轼的《颖州初别子由》却以议论出之：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看似讨论近别、远别的话题，实则句句饱含激情，体现出对胞弟的由衷关切，诚如纪昀所云：“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话，盖情真而笔又足以达之，遂成绝调。”（《纪评苏诗》）。
著名的《荔枝叹》之所以感人至深，与其说缘于诗人艺术手法的高超，毋宁说缘于诗人忧国情怀的深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语何愤懑！“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意何真切！“能爱能憎方能文”，以鲁迅先生的论语说明此诗可谓恰切。
三、苏诗“以议论为诗”的得失与影响
对于苏诗的“以议论为诗”的评价历来都存在着不少争议，《唐宋诗醇》称苏诗：“能驱驾杜韩，卓然自成一家，而称雄百代。”李之仪《跋东坡先生书圆觉经十一偈后》称：“东坡老人经文学议论，师表一代。”而张戒《岁寒堂诗话》却指责“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严羽对宋代“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更成为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那么如何看待苏诗的“以议论为诗”呢？诗可不可以议论，这个问题如本文前面所论,无论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诗史的演进过程讲，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一种诗的创作方法是否合理优秀，不能以唐诗为标准来衡量，而应该通过实践来检验，看它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苏诗“以议论为诗”，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盛唐为代表的传统诗歌的“意境”和形象，它创造的是情理交融的“情境”，它并不违背诗歌的本质。“以议论为诗”使诗人更好地表现了主体内心世界，更好地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勿庸讳言，苏轼议论诗中也偶有“理障”的毛病，如《观鱼台》《赠东林总长老》等，谈玄参禅过细，抽象议论过多，显得松散枯燥，缺乏诗意，赵翼曾指出：“模仿佛经，掸弄禅语，以之入诗，殊觉可厌，不得以其出自东坡，遂曲为之悦也”。但是瑕不掩玉，苏诗的主流是好的，他的“以议论为诗”开创了宋诗体格，正如沈德潜的评价：“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
由于“以议论为诗”成功地实现了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增扩和创新，它更适宜表现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情趣，从而受到普遍欢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在当时出现了苏诗“禁愈严而传愈多”、“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的情况。苏轼的“以议论为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奠定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体制，使宋诗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苏轼之后，“议论”方式事实上成了诗人使用的最主要的艺术方式之一。宋一些杰出诗人无不以此方式来进行诗的创作。无论是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示儿》）；还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也无论是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还是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咏项羽》)等等,都是直抒胸意,“以议论为诗”。这些千古名句流传至今,一方面显示了宋诗精华魅力所在,同时也显示了“以议论为诗”的强大生命力。王国维给予了苏轼很高的评价,他在《文学小言·六》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并在第十二条中说：“宋以后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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