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的人物生平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广东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两人是同乡，渐成莫逆。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杨剑虹上任后便拉鲍君甫入伙。然而鲍君甫入伙却不来南京，还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鲍君甫遂改名为杨登瀛，至于为何改名还要换姓，可能是为了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吧，这也说明杨登瀛是一个极重感情、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公***租界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在与其打过多次交道以后，深知杨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以拉近与杨登瀛的关系，可见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杨登瀛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后了解到***产党还送了一辆小汽车给他。徐恩曾到上海时就喜欢住在他家里。杨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产党“窝点”时，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达的一些工作方针、政策或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但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不仅如此，杨登瀛还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调查科。杨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杨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家父张国栋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与其同事4年。据家父晚年回忆，他曾多次应张冲和顾建中的邀请作陪，在与杨登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杨常常是滔滔不绝，喜形于色。 早在鲍君甫尚未改名、混迹上海滩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至交。杨剑虹拉其入伙时，他征求陈养山的意见。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混迹江湖之人，但实际上却是***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属于江苏省委领导。陈养山将此情况汇报后，中***江苏省委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兹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化名王庸）找陈养山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在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后，周认为：鲍君甫在政治上虽不甚可靠，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确实需要这样的“内线”，并决定留住这条“内线”，必要时，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具过的一份证明中称：“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于1952年出具过一份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的负责同志……”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及时和准确。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叛徒戴冰石告密：***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中央委员、***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一个与***产党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产党的恩惠，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产党“告密”，除了说明他重感情、重江湖义气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同情***产党、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没有杨登瀛将情报及时送出，如果让叛徒们的阴谋得逞，那么，***产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将会被严重破坏！所涉及的领导人就会惨遭杀害！那么，中***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1931年4月，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告密”者，而这个通***“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从此鲍君甫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但徐恩曾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从此鲍君甫风光不再。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鲍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鲍君甫认为自已曾为***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鲍君甫立即被逮捕。审讯时，鲍君甫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鲍君甫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70年（一说为1969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