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中高职低授衔的有哪些

评衔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的编制军衔是中将，而68名在职的军长、政委中，除2位军长（陈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将衔外，其余的只有5人（陈康、吴瑞林、张天云、曾泽生、饶子健）被授予中将军衔，59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有2人（梁金华、刘宣）被授予大校军衔，低于编制军衔者占89．7％。在师长中，也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七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四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十二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亮剑中也有其人）。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些人连牢骚都不发。像白志文少将，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评定他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像段苏权少将，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是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的行列里，周围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位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像谢振华少将，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仗——高虎脑战斗中，担任红十四团政委，才18岁。长征胜利后，谢振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野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中将军衔。

担任全军首任野战军军长的还有邱蔚、朱绍清、胡炳云等，担任首任军政委的还有廖海光、李中权、谢明等，都是资格老，职务高，战功大，应该授中将军衔，而实际上只授了少将军衔。他们没有说什么，而是表现出战争年代见了荣誉就让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