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的请举手

自称「违章女生」的李屏瑶，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的背景，使国小的她，承受了来自周遭不一样的眼光，她也感受到，自己身上开始被贴满许多「不一样」的记号与标签。长大后的李屏瑶开始反思：所谓的正常，只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一样，并不等于不正常。

不一样的请举手

在听到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之前，我学到的是「不一样的请举手」。

大概是国小三年级或四年级的班会课，导师要大家玩一个举手的游戏，条件不符的人可以放下。一开始是很简单的问题，例如，会写完作业才来上学的请举手，睡前会收好书包的请举手，每天都会刷牙的请举手。后来问题变得比较特殊，那会是，爸爸或妈妈常常不在家的请举手，常常自己顾家的请举手，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的请举手。导师跟大家解释完「单亲家庭」跟「父母离异」的意思后，问大家，单亲家庭的请举手。我记得非常清楚，接近五十个人的班级，只有五只举得笔直的手。

同学们发出惊讶的鼓噪声，纷纷环顾著教室里这五个人的脸。那是「单亲家庭」这个词汇，第一次在我的成长史中正式现身，我看见另外四个人，也看见自己。老师可能一时想不到下一个问题，我们的手徒然地举著，没人敢放下，或者其实只有短暂的空白，只是时间在回忆中被无限延长了。

我还记得导师的名字，那是个慈祥严厉并置，好妈妈形象的人，我相信她没有恶意，只是想迅速做一个调查。我也记得后来某一次作文课，题目大概是「我的母亲」，有个同学趴在桌上哭了。她的父母因为意外过世，从小由祖父母带大。导师特地走到她身边，蹲在旁边跟她说了很久的话，后来还要全班同学给她的坚强一些掌声鼓励。在之前的调查中，她并不是五只手之一，她是另一种没被想到的特例，需要在其他状况下才会显现。

我在举手比赛中获得最后胜利，在独生女、单亲家庭的总总联集中，我的手始终没有放下的机会。为了抵抗旁边的杂音，我努力把手举得高高的，假装没听到那些言语。最后老师想给我台阶下吧，开玩笑说，全班第一名请举手，我还是举著，心情总算变得比较轻松。从小到大，成绩一直是我的防护罩。

我知道自己还是受到导师信赖的。每个月会有一天，我跟第二名的同学可以外出去别班，我们可以大喊「报告」，无情地打断别的正在上课的老师。老师会从皮包中掏出信封，我们沿途回收信封们，返回自己班上。导师的课程继续上，我跟其他几位前几名的同学，会把那些信封打开，轮流点算钞票的数量，有个同学的妈妈在农会之类的机构上班，她擅长把钞票摊成一把扇子，俐落地算数，那是当时我们都非常羡慕的技能。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一组征收会钱的小队。

导师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只不过下课的游戏时间，有些事情变得不太一样了。玩大风吹，有人会故意一直吹「单亲家庭」的人，毕竟那是一个崭新的词汇，大家觉得有趣，我觉得疲于奔命。有个本来同一个路队回家的同学，后来都不跟我边走边聊天了。某次我直接在教室里问她，她说，妈妈说不可以跟单亲家庭的同学玩，他们都会变坏。 我回问，那你觉得我是坏孩子吗？ 她答不出来，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之后我选择走别的路队，下课后不直接回家，而是走菜市场的方向，先去妈妈的服饰店里陪她顾店。那个同学有一天跑来示好，从家里带点心来请我吃，我问她不是不能跟单亲家庭的人讲话吗？她笑得灿烂，说妈妈跟她讲，是班上的第一名就没关系。

我不记得是那之前还是之后，下课时间我再也不想跟大家一起玩了。还不到霸凌的程度，就是一种扎扎的不舒服，下课钟声一响，我就佯装忙碌的冲往福利社，拿起每一个小小的擦布或是笔记本，天长地久地逛著，直到上课钟响才走回教室。我依旧考第一名，只是我很清楚，如果功课不好，我可能什么都不是。

我的手一直举得高高的，单亲家庭，独生女，第一名，后来还有新的标签贴上来，手很酸，但表情必须要笑。一直把手举著，举进中山女高，举进台湾大学，举到许多杂音都慢慢成为背景音乐，我开始习以为常，然后觉得，好像终于可以把手放下了吧。但是多数一定就是对的吗？年长者说的话一定就是对的吗？ 今日的家庭结构也跟从前不同，所谓家庭，又不是数学公式，难道还有「正确」的形式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回到那个教室，告诉那五个傻乎乎的孩子，不用这么倔强，大人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只要假装手酸跟耳背，你就可以放下了。

作者简介 │ 李屏瑶

一九八四年出生，台北芦洲人，文字工作者。中山女高、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北艺大剧本艺术创作研究所毕业。二○一六年二月出版首部小说《向光植物》；二○一七年出版剧本书《无眠》，并以舞台剧本《家族排列》获台北文学奖优等奖；二○一八年以《同志百工图》入选台北文学年金。

＊本文摘自麦田出版 《 台北家族，违章女生 》 ，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