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风尚的服装英伦风

英伦风尚主要是以简约,高贵为主，格子是英伦风格的特点，浅柔和的色棕，在众多色彩中淡定自然，就像一杯刚刚沏好还冒着热气的茶水，给人以温暖，简洁且剪裁合身的款式，独特的含蓄气质在这个季节中延续表达，展现恬静女子在深秋静谧优雅的一面。英伦格纹，简单熟练的剪裁功夫、呈现大方自信的美丽。 这时，上流社会制定着全部的游戏规则。

在《Tatler》一书中，伦敦——人们称之为town，是经过一个无聊的漫长周末之后可以惬意回归的地方。他们的伦敦是Knight bridge和Belgravia，如果手头紧，Chelsea则是第二等的好去处。时髦的人们在Harrods和Fortnum&Mason购物，穿Hardy Amies设计的花呢服、John Cavanagh的鸡尾酒礼服和Norman Hartnell的晚装。

突然，像发生了地震般，人们一拥而上，涌到那原本荒僻的、毫不起眼的小地方Past去购买两件套毛衣和珍珠配饰

——这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和恐慌情绪。

1955年，Mary Quant在King's Road开了一家名为“Bazaar”的小店。现在看来，这场时装革命看上去并不极端。年轻的Quant出身于富有的中产阶级；而她的合作人，Alexander Plunket Greene更来自上层家庭。他们的第一批客人是些有点波西米亚情结、身家良好的女孩，她们既谙熟高级时装的穿法，又懂得怎样让装扮更加有趣。而Quant给了女孩们真正想要的衣服：便宜，混淆了等级感——没有皮草、钻石，甚至连颗珍珠都没有，既买得起，又很有趣。老派时装定制者们虽然表现出了极度的憎恶，但到最后，连Hardy Amies也不得不为女王陛下缝制了一条短裙，因为Mary Quant1962年设计的迷你裙已经无处不在。迷你裙打破了时装传统的比例、平衡，以及审美方式，就像1947年Dior的New Look一样，它让一切看上去都有点颠三倒四。但它确实适合摩登的现代生活，并且，对各阶层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 很快，在King's Road兴起的青年运动向东蔓延，进入伦敦市中心，其中，Notting Hill的Portobello路作为前哨，充斥着各种古怪有趣的小店。除了大量出售旧军装的服装店，还有为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设计白色男女套装的设计师John Stephen和Tommy Nutter；“Fab Four”灵巧的裁缝能制作出像皮尔·卡丹那样线条简洁的夹克；“the Rolling Stones”店则提供大胆的折中主义混搭……年轻的观光客涌进伦敦，他们相信这儿，并且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原创的，但又潮流感十足的玩意。

只有91磅重的Twiggy开始走红。1966年，她登上了《Daily Express》的封面，这一期杂志让伦敦正式确立了全球最热门时尚之都的地位。虽然有人开玩笑说，Twiggy那两只瘦胳膊和两条小细腿，总是找不着自己的躯干，但她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告诉人们：十几岁的少年也能同旧时代最伟大的模特一样优雅。

1966年，《时代》杂志的封面话题是：摇摆伦敦。这个城市在音乐、时装和电影领域爆发出了巨大的影响力。整个时尚界都在讨论它，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甚至包括来自贵族阶层的精英们。Lords Lichfield和Snowdon成为时装摄影师——前者是女王陛下的表亲，而后者娶了她的妹妹。从纨绔子弟到街头流浪汉，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到这个游戏中来。来自疯狂东区街头的Terry Donovan和Bailey，甚至说服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了电影《Blow Up》，其中还有一个以Bailey作为原形的角色。 疯狂的节奏懈怠下来。

70年代伊始，当其它国家的年轻人狂热地投入到嬉皮运动中时，年轻的不列颠设计师们多多少少认识到，他们需要自己的筹码。很多人沉浸在帝国的过往风光中，来自前殖民地印度的视觉艺术打动了他们。此时的时装以面料先声夺人，包括自由图案、枝形花朵图案、拉斐尔前派式的长裙、格林维纳薄纱、土耳其刺绣、印度式外套，有贵族气派的吉卜赛风格，以及2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风格……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潮，成就了过去50年以来最花哨、浪漫的服装风格。

与此同时，一朵名为“朋克”的阴云笼罩了过来。这些原产英国的怪物，开始在伦敦南部以及东区的后街和俱乐部中徘徊。它的力量在艺术学院中得到了追捧，尤其是那种反偶像的前卫姿态，在年轻学生中迅速获得认可。在朋克令人不安与恐惧的粗暴外表下，埋藏着浪漫的因子。

朋克运动产生了大量奇特的服装形式，Malcolin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将其高度时装化了。他们热衷于将“性”的概念以令人震惊，甚至是近乎色情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的做法显得孩子气，但非常“60年代”，也非常见效。

1972年，“Too Fast to Live，Too Young to Die”服装店开张，对时尚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加上1970年的“Letit Rock”，1974年的“Sex”，还有1976年的“Seditionaries”。这些小店很快成为朝圣地——不仅因为服装，也因为它们是地下文化的集聚中心，底层年轻人的聚会狂欢之所。这几乎是英国第一次以音乐为主导的社会和时装运动。朋克服装与音乐一样令人兴奋，像那些好斗的乐队的名字：Sex Pistols（性手枪）、the Stranglers（扼杀者）一样具有争议。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区的夜店成为世界上最酷，因此也是最热门的时髦场所。Steve Stranger、Leigh Bowery，还有Boy George都是聪明而又与众不同的主人。他们让俱乐部成为自由自在的狂欢地，中性打扮和异装癖几乎就是入门的请柬。这是一个由男孩引导的潮流，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同性恋。这种新的浪漫主义风潮让一半拜伦、一半雷蒙波德的中性诱惑成为不可抗拒的乐趣。

80年代的设计师们充满活力、信心十足。他们的教母——虽然很少有人提及——还是Vivienne Westwood。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艺术学校里，都有人在狂爱着她的设计。毫不夸张地说，她领导了一代人的设计，她对新一代的影响无可替代，其中那些聪明的家伙会用她的理念为自己的创意服务。John Galliano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1984年，在圣马丁学校最后一年的发布会上，他对Westwood时尚概念的承袭清晰可见。那场毕业设计令人印象深刻，堪与1962年David Hockney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最后一场发布会媲美。

80年代在耀眼的镭射灯下闪闪发光，那些已经被人们忘记的名字：Bodymap、Workers for Freedom，还有Wendy Dagworthy与设计师Michael Roberts、Caroline Baker分享着灯光下的荣耀，创造出浪漫、奇异、幽默的伦敦时装。除了戏剧化的时装，还有很多商业上成功的设计师：Nicole Farhi、Betty Jackson，或是主管着戴安娜王妃穿着打扮的Bruce Oldfield。新潮的杂志《i-D》、《The Face》出现在市场上——但如果有人胆敢称之为“时尚类杂志”，编辑们都会被吓得目瞪口呆。尽管《The Face》的编辑Ray和他的朋友们被非主流和地下媒体青睐，被少年们复制，他那些最酷的造型也许就是戴了一个鸭舌帽，或者打扮得像个同性恋牛仔。这些杂志中有关“Style”的部分，主要是街头风格，有时候甚至只报道伦敦城中央方圆一公里内发生的事情。 对伦敦来说，世纪末是时尚化的十年。

1992年，Alexander McQueen从圣马丁毕业——那时候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令人激动、结满了创意果实的艺术院校。教员们以不干涉学生创意闻名，学校里充斥着非常自由的气氛。但与此同时，放纵和自大也令它的成就大打折扣。最终，像许多其他的英国学校一样，圣马丁成为成就的牺牲者。

大多数最优异的毕业生，如Hussein Chalayan、Burberry的Christopher Baily、Luella Bartley、Stella McCartney，还有Phoebe Philo，都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发展事业。伦敦的“背叛行为”伤害了伦敦——但只有那些不了解不列颠的人会这样想。那种将古怪的创意、实用主义与冷静的生活态度相混合的传统非常顽固，不会在一两代人之后就消失，还会有更多的Vivienne Westwood、John Galliano、Alexander McQueen出现吗？时尚发展至今，具有破除偶像心理的创新者想要找出任何可以反对一下的事是非常困难的。毕业生和年轻设计师并不比那些前辈们差劲，但他们却有一种无力感，觉得似乎再也没有真正可以斗争的敌人了。

但这种迷惑只是暂时的。时尚与生活中其他的领域一样，当前卫变成流行，就是下一个热浪就要出现的时候了。感受设计师带来的灵感，你可以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Style，毕竟“传统与反叛”才是英伦时尚的真正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