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的幕后花絮

战争影片对于场景的真实性要求很高，为了再现孟良崮战役激烈壮观的场面，电影《红日》剧组来到孟良崮进行实地拍摄。

当时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剧组住在一所破旧的小学校里，床是用课桌拼起来的，高低不平，又有缝，稍微胖一点的人翻身时倘不小心皮肉便被夹在缝里，早上醒来一身血印子。瘦子也睡得不踏实，骨头碰木头，第二天浑身都疼。其实，这只是磨难的开始。

看过《红日》的人对影片中人山人海、气吞山河的场景无不印象深刻。但谁能想到，那些气势恢弘的场面都是演员们饿着肚子拍出来的呢。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红日》外景地周围的树皮、草根全被老百姓当作粮食剥尽、刨光了。一碗棒子面粥、一碗地瓜干和一个不大的馒头便是一天的伙食。由于缺少粮食，大家常常工作到半夜还饿着肚子。由于饥饿，许多演职员肠胃都不适，难受得很。有时，演员演着演着就饿昏过去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导演汤晓丹等人很着急。

在剧中饰演我军团长刘胜的里坡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农作物种植十分熟悉。他发现外景地附近的土质很好，而且剧组要在这儿拍好几个月，能不能在这里翻块地来种些吃的呢？他与杨在葆一合计，便从集市上推回了一车萝卜秧、茄子秧。大伙儿听说要种蔬菜，顿时来了精神，全都来帮忙，翻土、浇水的、挑粪施肥的，好不热闹。里坡这个法子还真顶用，在大家精心呵护下，地里茄子、萝卜长得很快，不久就可以食用了。拍了一天戏后，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来到地里拔萝卜，摘茄子，享受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但萝卜、茄子毕竟都是没有油水的东西，无论生、熟，吃到肚子里终有不顶事的时候。于是，大家又买了些农民刚刚摘下的还没成熟的梨，权当补充。

饥饿问题的解决好歹有了些着落，天气却越来越恼人了。尤其到了盛夏，拍摄时气温高达40度，由于拍的是冬天戏，演员还得穿着大棉衣，打着绑腿布，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拍完戏，演员们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而且《红日》拍的是宽窄两个银幕，每个镜头都要拍两次，演职员为此都得受“二茬罪”。

在烈日下，许多人都虚脱了，就连大个子中叔皇都没能顶住，当场晕倒了，在场的护士赶忙把他转移到阴凉处，他这才苏醒过来。演员拍戏苦，摄影师更不用说了，沉重的摄影器材在肩上一扛就是半天，别看拍摄时很精神，一停机，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尽管拍摄过程那么苦那么累，但同志们没有丝毫埋怨，想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烈士们，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拍好这部影片，要对得起这些革命先烈们。遇到难拍的镜头，许多人都抢着上。剧中有一个敌军过小木桥遭炮击落水的镜头，按要求，落水的人有的要在水面上挣扎，有的则不能再露出水面。

由于参加拍摄的战士们都是旱鸭子，在水面上挣扎还好，但不冒头就难了。拍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急得汤晓丹直跳脚。就在这时，一位战士自告奋勇地对汤晓丹说：“我来试试看吧！”汤晓丹看着这位一米八几身材魁梧的战士，便点了点头。果然，只听得“扑通”一声，这位战士跳进水里就不见了踪影，正当大家为他担心时，他却从远处冒出头来，还朝大家招手呢。这位战士就是后来著名性学专家陈恺。

外景地的戏拍完后，剧组回到上海开始拍内景。由于伙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没过多久，大家原来的那副塌架子脸便开始变圆了。可导演汤晓丹对此却犯了愁，并不停地嘀咕：“坏了，拍外景的时候都是尖脸，现在不少人成圆脸了，这前后的模样怎么衔接呀？”好在化妆师那双巧手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经过全剧组的努力，1962年8月，《红日》终于杀青了。影片以恢弘的气势和细腻的笔触，准确地把握住了战役过程和人物的命运，精心刻画了敌我双方20多个富有个性的正反面人物，对双方高级指挥员形象的塑造很成功，特别是我军军长沈振新的坚毅果断与敌师长张灵甫的刚愎骄横形成了鲜明对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片中还有一场我军连长石东根醉酒纵马的场景，很有生活的情趣。当时不少人担心这样会有损解放军形象，主张删去，但汤晓丹坚决不同意，好在陈毅后来看了片子后对此也没有说什么，于是保留了下来。 影片拍完后，汤晓丹按规定，先将片子送到文化部和中央电影局送审。由于文化部领导此前并不看好剧本，汤晓丹等人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果然，文化部电影局有关领导看了片子后很是不满，说：“人物性格不连贯，陈坚、刘胜、石东根都是时隐时现。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够。总之，人物情绪没有展现。”好在军委方面对这部片子还是比较赞赏的，陈毅在审看了片子后激动地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是部好片子，可以让全国的解放军都看看。告诉他们（指摄制组），片子能拍成这样，不容易了，可以公开发行。”陈毅发了话，电影局只得签发了审查通过令。汤晓丹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感激地说：“要不是陈毅副总理发话，《红日》还升不起来。”

《红日》公映后，广大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许多评论家撰文称赞说：“《红日》写了战争，也写了战争中的人物命运，确实是部好影片。”然而，江青看了影片后却大为不满，说了好些指责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又将《红日》打成“大毒草”，小说作者吴强及导演汤晓丹等参与该片制作的许多人都遭到迫害。后来大家才知道，江青指责这部片子的理由就是由于陈毅肯定了这部影片，她这是成心要和陈毅唱对台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山东举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回顾展，《红日》终于再见天日。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呀儿哟……”无论看没看过电影的人对《红日》中的这首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几乎都是可以哼上几句的。说来这首歌的诞生还得益于导演汤晓丹的“举荐与保护”。汤晓丹拍电影很讲究插曲的运用。

《红日》摄制组刚成立，汤晓丹就找到了曾创作《红旗颂》等许多优秀歌曲的作者吕其明，要他为电影《红日》创作一首歌。

他对吕其明说：“孟良崮战役围攻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场面很大，战斗也是异常的激烈。在这场战役到来之前应该有一首歌来宣扬解放军战士爱家乡、爱部队、保卫胜利果实的情感……”吕其明领命后与词曲作家杨庶正、肖培衍一起立即投入了歌曲的创作。为了使歌曲与影片融为一体，吕其明先看了《红日》电影文学剧本，然后深入军队体验生活，并和汤晓丹等反复研究，定下了歌曲的基调：这首歌既要反映出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又要反映出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后面表现孟良崮战斗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至深的艺术感受。

音乐基调确定后，吕其明便进入了艰苦的创作中，不久，便拿出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三段歌词，汤晓丹还根据这首歌配合剧中情节拍了300多个场面。然而，当这首歌在胶东拍摄地给摄制组主创人员试唱时，尽管大家对这首歌很是喜欢，但许多人又觉得它太长了，应当缩短一些才好。然而，这三段歌词已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并且与所拍场面相互映衬，裁去哪一段都不太合适。当吕其明听说要裁歌曲的消息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平时不发脾气的他立即跑到摄制组大发一通火气。对于吕其明的“发火”，汤晓丹却一点也没有动气。其实，他早已决定要完整地保留下这首歌。吕其明得知汤晓丹的想法后，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并专门就“发火”一事向汤晓丹道了歉。

歌曲完成了，找谁来唱呢？吕其明和汤晓丹等人对当时的民歌手一一排队比照，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上海歌剧院的歌唱演员任桂珍身上。

任桂珍是个极善于博采众长的歌唱演员，她的演唱在吐字、声音控制、音色变化等方面汲取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在行腔处理、表现人物等方面则汲取了我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同时又借鉴了西洋发声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她来唱这首新创作的民歌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于是，剧组立即将任桂珍接到剧组试唱，她那清纯、甜美的歌声如春风扑面般，立刻征服了整个剧组。片中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演唱任务自然也非她莫属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最终唱遍全国，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