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不是政治世家，李鸿章跟中国建国时哪个领导有关系？

周恩来不是政治世家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李鸿章似乎没有跟某位领导有血缘关系

李家瓛先生是解放军外语学院的英文教员，2002年病故于上海。李鸿章之重孙。

李先生是在军队大批吸收地方知识分子时，和一大群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外语人才一起，从上海被选聘到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教员的。李先生的太太刘明珍女士是上海大资本家刘鸿生的妹妹，她在英国留学时学的是家政专业，其时与李先生相识而结婚。夫妇俩有两个儿子，长子李道夔（约1940年生），次子李道华，1944年生。

李先生约1910年前后出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居住生活多年，刘明珍也是上海人，刘女士在学校图书馆管理期刊杂志，大儿子李道夔是学医的，在军区八一医院当军医，小儿子李道华是外语学院的在读学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英文教员。一家人在南京，各得其所，其乐融融。全家除李先生是文职人员穿便服外，其余成员都是现役军人。李先生毕业于英国名牌大学，后又在英国生活工作多年，英文水平很高，是当时英语教师中为数不多的二级正教授。他在学校具有相当的威望，校领导虽多数是将军、老红军、老革命，但对李先生等老教授们都十分敬重，也非常照顾和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其他的待遇。没有因为李先生是李鸿章的后代而有歧视或不尊重的情况和现象。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军队院校也被殃及。很自然的，李先生作为大卖国贼的后代、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到批斗和专政。并和其他专政对象一起被集中起来，成天干着打扫厕所、洗菜刷碗、清扫院子等体力劳动活。刘明珍是大卖国贼的重孙媳妇，又是大资本家的小姐，自然也没好日子过。她曾被剃成“阴阳头”在院子里游街示众。但她表现得出奇的沉着、冷静，在社会狂潮面前，丝毫不减大小姐的高傲和贵妇人的端庄，每天不顾人们的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依然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迈着风度翩然的步子，衣着整洁地按时上、下班，一如既往地整理着那堆几乎无人问津的书报杂志。文革中，学院里***有5位教师、干部、职工不堪虐待和侮辱而先后自杀身亡了，李先生夫妇却坚强地活了下来。李先生的长子道夔因有涉嫌××问题，被八一医院处理复员到南京江北的大场镇一家化工厂当厂医；小儿子道华也无辜被复员到南京市内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1969年，学校“斗、批、改”，对年已60多岁的李先生夫妇如何处理？成了当时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难题。因为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原则和规定，当然应该让他们回上海，但那是决无可能的事情，因为上海是全中国最革命的地方，怎么能收容一个大卖国贼的后代呢？去上海联系安置的人员被工人阶级造反夺权派横批了一顿，满腹怨气地回来了。于是有人提议说：李鸿章的原籍是安徽的，就把李先生送回安徽安置吧！大家附议通过。然而，安徽省会合肥也是进不去的，只好通过关系---联系人员的老战友是巢湖军分区司令员，也是巢湖地区革委会主任，就将李先生夫妇安排在巢湖县城关镇吧！对不起，当地军分区和民政局没有经费，也没有住房提供。怎么办？李先生说：没关系，我们有钱，我们自己出钱盖房子自己住。但是，又不允许有私人房产啊！于是，李先生说：我们出钱盖的房子，产权属于国家，我们不要产权，只是居住。因此，就出了一个大笑话：李先生自己掏钱盖的房子，交给巢湖县房产公司，属于公产，然后再将该房出租给李先生夫妇居住，李先生按月交纳房租。李先生当时只提了一个要求：鉴于我们年龄大了，又有长期使用抽水马桶的坏习惯，因此特别要求在居所里建造一个卫生间，安装一个抽水马桶。位于喧闹市区的一个小平房里竟有这样“豪华”的设施，这在当时的巢湖县城成了一大新闻。因为我曾去过那位军分区司令员的家，连他家也没有抽水马桶，要方便都是要去外面公***厕所解决的。据说他们是嫌厕所设在室内不卫生，有臭味。

1975年，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在军队搞整顿。原外语学院的老领导经毛主席批示又调回学校官复原职了，我有幸被抽调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根据院党委研究的意见，并经总参党委同意：决定对李先生落实政策，调回外语学院工作。我奉命到巢湖联系办理李先生的调动、搬家事宜。某日，我从学院要了一辆带拖斗的军用大卡车，把李先生一家从巢湖运回了南京。开始我不理解李先生为什么非要一个带拖斗的车子呢？原来李先生想在当地买点木材带到南京，做点家具送给他的两个儿子，以补偿儿子结婚时没送礼品之缺憾。于是，我和李先生的小儿子道华坐在装了家具杂物的大卡车厢里，李先生夫妇坐在驾驶楼里。我看着拖斗里装满的原木，是一种叫做柞木的硬杂木，才第一次知道关于木材的知识，还有军分区司令员讲的油漆家具的一种名贵的“国漆”（他家的家具用的就是这种漆，很有古色古香味）。因为那时木材是国家计划供应的紧缺物资，一般人很难买到，我是专门找了兼任地方革委会主任的那位司令员特批才买到的。李先生对这拖斗木材很珍视，也对我很感激，直夸我：这个青年人很热心，有人情味，办事很能干！后来还专门托人从上海带了许多白色“的确良”棉布，要送给我做被套用，被我笑着拒绝了。李先生从巢县回到南京，东西一时没处放：小儿子家住在南京艺术学院，小俩口带着儿子住一间筒子楼；大儿子家在江北，因故不好出头。于是，就将车子开到了南京五台山体育场附近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家，符副主任的太太是刘明珍的表姐（妹）。这位解放军高干对大卖国贼的后代一点也不害怕，还挺热情呢。后来我知道他曾经在文革中被诬为“5.16”分子，参与了在南京地区的“倒×乱军”活动，使×××十分恼火，一怒之下，×给了他两拳，当场打折了他的两根肋骨。我们找人将车卸了，好在符家有个很大的花园，可以堆放很多东西。中午，符副主任留我们吃饭，他家的宁波阿姨菜烧的味道真好，特别是那道红烧鲜墨鱼，真是太美味了。后来，听宁波阿姨讲，墨鱼体内的黑色液体不可以洗掉，要连同鱼肉一起煮，直到汤汁全部收干，味道就进去了。难怪，我们一般人都是将墨鱼冲洗得白净净后再烧，味道自然就要差了。

李道华一定要我到南京艺术学院他家去吃晚饭，他听我说喜欢京剧，还约了当时在艺术学院当教师的京剧名角沈小梅、阿桂夫妇作陪。李道华的太太王××是南艺的钢琴教师，和沈小梅夫妇都是上海人，同时父辈们也是世交，所以一请就来。沈小梅不同于一般科班出身的京剧艺人，她家是上海的有名富商，在抗日时期，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拒不登台演出，全仗上海爱国商家以买梅先生的画来资助梅大师，沈小梅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沈小梅钟情于梅派艺术，梅兰芳就收沈为“入室弟子”，并为她取名小梅，还将她留在身边随梅剧团四出演出，亲授了许多出梅派名剧。解放后，江苏省京剧团组建，梅兰芳特意推荐沈小梅从上海到南京担任主演，那时沈小梅刚20岁出头。文革中，沈小梅因不适应演出现代戏而被逐出舞台，就到艺术学院当了一名教师。沈小梅的先生阿桂原本是上海的一位大学生，他酷爱京剧的花脸行当，也许是因和沈小梅恋爱而下海成了专业京剧演员。梅兰芳因感激沈小梅父亲对他的资助，特意将祖父梅巧龄在南京白下路附近的宅子送给了沈小梅夫妇，那是一所面积不大的平房小院，沈小梅夫妇每天就在这个小院子里喊嗓子、跑圆场、练功。在那天的晚餐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京剧内容的话题，而具体吃的什么倒大都忘了，只记得李道华烧的最后一道汤，味道和颜色都很独特，李说：这是按照西餐的方法做的，放了牛奶。那时对戏曲的传统剧目还没公开演出，被批判是封建糟泊的罪名也未解除，我们却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大谈特谈传统京剧，现在看来，还真是够有胆量的。可惜，李道华夫妇好象对京剧没有什么兴趣，李老先生懂京剧，但他们老夫妇俩那晚可能太累了，没来参加我们的晚餐。后来，由于李道华的关系，我和阿桂也成了朋友，经常去找他弄京剧演出的戏票。有一次由我提议和安排，请在文革中受迫害，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看江苏省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红娘》，这是根据王实蒲元杂剧《西厢记》改编的一出荀派戏，除了少部分老同志外，有好多人竟然都是第一次接触传统戏曲，显得非常兴奋和新奇。沈小梅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时，收了一个美国夏威夷的人魏莉莎做徒弟，教她演唱梅派的代表作《贵妃醉酒》，于是被人称为“洋贵妃”。就是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贵妃回到美国后，别出心裁地用英文排演了京剧《贵妃醉酒》，翻译的英文剧名为《一个后妃的烦恼》，在美国演出后，轰动一时。沈小梅还多次赴美国作访问演出，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促进中美民间友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我在军外院的南院、靠小山边的那栋宿舍二楼为李先生夫妇安排了住处，卧室里根据李先生的要求，分别放置了两张单人小木床，两床中间以一个床头柜相隔开。房间布置整理得既简洁又卫生。他们俩人多数在附近的机关食堂就餐，很少自己开伙，吃的都是些清淡菜蔬。李先生夫妇俩都是清癯瘦高的身材，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啊！看来，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对人的健康长寿的确很有好处。记得在安徽巢湖时，适逢春天的黄鳝和蚕豆上市季节，湖边的集贸市场十分热闹，各种湖鲜很多，价格也不贵，李先生顿顿用烧黄鳝、烧甲鱼等来招待我，而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我问其故，他说：老人不适宜多吃这些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品。另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李先生双手的指关节很粗大，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轻声慢语，举止恭谦斯文。后来，他在学院训练部作顾问，专门负责培训和辅导年轻外语教员，我在训练部的一个教研室当教师，我们成了同事，平时经常见面。我清楚地记得，他还为我纠正过英语发音呢！我对英语非洲一词总是读不准，他耐心地帮我练习了好多遍。就是因为我们调回安置了李先生等人，之后在江青搞的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人说我们是在“继绝世、举逸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好在我们是军队院校，毛主席要求军队保持稳定、不能乱，所以，我并未因此而受到什么冲击和影响，但却萌动和坚定了我不当干部，要做教员的意念和决心。

80年代初，李先生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根据他的请求，外语学院与上海联系好，安排李老先生夫妇回上海居住，并由×部上海工作局负责代为照料他们的生活。2001年夏，我通过×部上海局的老同学关系，和李老先生通了电话，他说：我现在90多岁了，行动不方便，已经卧床，不再下楼了，不能来看你，我住的楼层很高，你也不必来看我了。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了李道华兄弟和另一些外语学院老人员的情况，如他的学生宋××当了副院长，对他很关照等，看来他的脑子还很清醒。当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没有坚持要去看望他，谁知到第二年，他就去世了。目前，李先生的遗孀刘明珍尚健在。大儿子李道夔早已退休，现在和他母亲刘明珍一起，居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一栋高层楼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