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外文献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国家责任——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视角

当刑事被害人（包括其一定范围近亲属）遭受特定犯罪侵害，不能得到充分救济时，国家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回答是肯定的。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但为了使社会由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状态，人们就必须“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不曾为人所默认成公认的。这一公约一旦遭受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自己的天然自由。”[1]基于社会契约理论，公民将保护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国家便产生相应的义务。一旦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义务，公民又可以自由地采取手段保护自己，社会便又重返自然混乱状态，但这是现代文明所不允许的。因此如果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义务，则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国家垄断了公权力，而且国家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范犯罪，在暴力犯罪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的损害。国家在这种意义上就存在抑制犯罪的义务，没有尽到责任，国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惩罚犯罪方面，又不允许私力救济，当被害人不能从犯罪人处得到充分赔偿时，国家就应当给予被害人及时有效的补偿，以承担应有的责任。[2]

因此基于社会契约理论，刑事被害人（包括其一定范围近亲属）遭受特定犯罪侵害，不能得到充分救济时，国家承担责任，给予国家补偿，以保障被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尝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Criminal Injury Compensation）是指因一定犯罪而受损失之人，包括直接被害人和一定范围的近亲属，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部分财产上或非财产上的损失的一种社会安全及司法保护制度。

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汉穆拉比法典》，其中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方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应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额的银子。此后，一直到1963年，第一部刑事被害补偿法在新西兰诞生，同时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紧接着，英国（1964年）、加拿大（1968年）、法国（1971年）、奥地利（1972年）、德国（1976年）、美国大部分州、澳大利亚、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日本等国也陆续通过立法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该原则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其中第十一条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a）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b )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

在国内，乌鲁木齐市曾对1999年乌鲁木齐爆炸案受害人或其近亲属予以经济补助；石家庄市政府对2000年该市第二棉纺厂爆炸案的受害人及遇难家属发放补助；特别具有意义的是2004年2月淄博市委政法委、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当市民在刑事案件中遭遇伤害后，被害人不能从加害人及其他方面获得实际经济补偿，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救助。

（三）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由于在我国绝大多数案件是检察机关代替被害人行使对被告人的追诉权，但这不能就此表明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在充分重视犯罪人人权的同时，基于公平正义，对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直接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且直接有效。

2、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是刑事案件立案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他/她作为直接受害者，对查清案情、审结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被害人因为担心犯罪人入狱后，其损害赔偿无法实现，就会选择私了，不愿诉诸法律。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情况的发生，有利于被害人积极揭露犯罪行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开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

3、有利于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减少犯罪的总量。德国犯罪学家汉斯·亨梯在《论犯罪者与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提出了犯罪者与被害者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3]，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角色可以发生转化。“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4]如果被害人（包括一定范围的近亲属）在受害以后，没有获得公正待遇或充分、合理的赔偿，就会对司法正义失去信心甚至走向犯罪道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例证）。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正是通过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可以防止和避免其向犯罪人转化，达到控制犯罪总量的目的。

4、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体现刑事法的重要价值。罗尔斯先生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名著

《正义论》中讲到“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经济条件。”国家补偿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是基于正义的使然，是为了修复正义。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同时，通过国家补偿切实实现实体正义，体现和维护刑事法的正义价值。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若干具体设想

1、补偿的原则。补偿遵循公平正义的根本法理要求，应确立损害和补偿均衡、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只有当被害人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得完全赔偿时，国家才承担给予补偿的责任。

2、补偿的对象和条件。我国在借鉴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和相关国家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可确定补偿对象为：一种是刑事被害人本人；另一种是被害死亡或身心残疾的被害人的受养人。但同时确定以下并列条件：a.必须是无法从犯罪人或其他途径得到充分的赔偿；b.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引起被害人的人身权利遭受损害，这也是申请补偿的实质条件；c.须被害人主观上无过错或过错较小；d.须及时报案，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并按照法定期限申请补偿。

3、补偿方式和数额。在补偿方式上应采取一次性金钱补偿，被害人要求分期给付的应当允许；对于补偿数额的确定，应坚持补偿的原则，即补偿赔偿差额部分（法院判决金额中除去已经得到赔偿的部分）。

4、先行支付。补偿申请除设置基本前提，即诉讼判决犯罪人有罪并承担赔偿责任外，应确定先行支付规则。考虑到有些案件无法确知犯罪人或在判决前被害人急需紧急医疗或其他费用，确定被害人或其受养人符合一定条件可申请先行支付，以避免被害人遭受更大的不幸。

5、补偿程序。我国可参照外国经验和已有的国家赔偿制度、部分地区的补偿尝试经验，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委员会，由3到7名法官组成。具体程序可包括申请人提出申请、补偿委员会审查、裁定。申请人如不服裁定的，可在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的裁定为终审裁定。

6、补偿基金。目前，基于我国的经济水平，补偿基金可通过以下路径获得：一是国家将一定的财政收入注入到其中；二是将部分收缴的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的纳入其中；三是接受社会捐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