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封建王朝政治架构和兴亡规律的活体样本

《大明王朝1566》这部神剧，近几年逐渐为人所知并誉为国产剧的巅峰之作。还记得2007年我在读高中时，在芒果台初见此剧，就被其考究的台词设计、立体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剧情所折服，愣是在快要高考的压力下每天下完晚自习后看上一段。后来听说当时还没有人慧眼识珠导致收视率不佳，不由得暗暗自鸣得意了一番。上了大学、读研和上班后又反反复复刷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触。网络上关于此剧的解析、剧评相关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但翻了几篇都觉得隔靴搔痒，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也“恭撰"一篇，以飨嘉靖海瑞迷们。

这部剧的剧情以大明嘉靖帝和海瑞两个核心人物为主线，描写了嘉靖三十九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围绕”朝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觉得这部剧引人入胜的原因，除了服装道具用心、人物刻画入木三分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原因以外，最核心的就是能让观众一窥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架构设计的原则和权力分配的底层逻辑。这部分内容穿插剧情始终，或明白或隐晦地在剧情中展示。最后一集中，嘉靖弥留之际，借与海瑞的最后一次机辩，把”江山“和帝王心术这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传授给了裕王和年幼的万历。嘉靖用长江和黄河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嘉靖说：“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亦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批评海瑞不懂得治国之道，在奏疏里劝自己用长江而弃黄河。并以长江和黄河的治理说明了杀夏言、杨继盛、沈炼这些清流和罢黜严嵩、杀严世蕃一干贪官的道理。无非就是无论以长江为代表的清流，还是以黄河为代表的权奸，一旦不能为皇权所用，反而威胁到皇权的地位，就像“水淹没了山头”，那就必须弃之不用。把海瑞重新押回诏狱时面对失望的小万历，嘉靖对他说：“别人答应你的都不算数，只有自己能做主的才算数。”教导子孙二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皇帝的乾纲独断。而在最后嘉靖即将咽气之际，对孱弱敦厚的裕王朱载垕交代后事时，将海瑞这柄“大明的神剑”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并揭开了他与海瑞君臣间最后一谜的谜底：“海瑞的这道奏疏，是希望我大明朝以民为本，君臣***治。”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巧妙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社会的三元结构的关系。

都说明亡于党争，我想只说对了一小半，没有把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提出来。东汉末年的清议和党锢，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其危害与明朝党争相比不遑多让。这充其量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已。从夏朝开启“家天下”的模式开始，中国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就可大致分成皇权、官僚集团和平民阶层这个三元体系。其中，皇权和官僚集团的权力相互依存，囊括了农工商的平民阶层权力一直处于被挤压的状态，被挤压的程度需要看在位的是“明君”还是“昏君”。皇帝需要依靠官僚集团来统治广大疆域，完成皇权的实现，维护皇权的稳定，并由此妥协将一部分皇权的权力授予官僚集团使用。而官僚集团依靠皇权取得有别于平民阶层的特权：如不纳税、不服役，乃至“火耗银子”、土地兼并这样的不对称优势。而皇权和官僚体系这样一个掌握绝对话语权又缺乏有效约束的组织，其自我扩张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出现了像唐太宗这样的明主，或是张居正之类的能吏，推行类似于“隆万改制”的分配机制改革，营造出“贞观之治”、“万历中兴”的短暂繁荣，但没有解决权力分配的根本性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剧中一开篇，代表皇权利益的嘉靖，就展示出了高超的统治艺术：用徐阶为首的清流集团管理户部，以制衡严党，防止这帮污吏掏空国库。而在高拱质疑工部为嘉靖修宫观靡费甚巨时，以“好汉才娶九妻”这句话巧妙表明了自己支持严世蕃的态度。同时又以宦官集团作为自己的爪牙和传声筒，代替自己发声，强迫文官们奉迎上意。究其根本，宫也好观也罢，皇帝是需要皇权利益最大化，希望底下这帮人相互制衡，保证自己作为最终仲裁者的地位。以至于后来吕芳私自抱着茅台给首辅和次辅劝酒之后，嘉靖认为三人联手危及自身话语权时，将吕芳发配修陵以示惩处。又在严党失去控制，危及政权稳定时果断出手，罢黜严嵩，清除严党。对于皇权来说，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皇权的稳定更重要，至于谁作为官僚集团的代表无关痛痒。徐阶上位后，不愿意奉迎圣意，将国库为嘉靖私用，嘉靖则迅速启用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大太监，用宦官势力去打压试图“君臣***治”的文官集团。而看似忧国忧民的清流集团，在“改稻为桑”的国策制订过程中集体沉默，又在毁堤淹田后不借粮给浙江，试图逼翻东南去挤掉浙江这颗“烂疮”，而置几十万浙江生民于不顾，甚至可以说出“死十万人是数字，死百万人也是数字”这样惊天之语，无非就是希望借此打倒严嵩取而代之。所以深谙此道的嘉靖在为裕王拟定未来首辅人选的时候，也告诫儿子：“贤与不贤，有时也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时便黜”，以此作为用人的根本方针。

至于数量最庞大而权力最弱小的平民阶层，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是微不足道的配角，他们作为全部的生产力来源供养了皇权阶级和官僚集团，哪怕是沈一石这样的巨贾，也只能依附于官僚集团和皇权，表明商人在此体制下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最后被前两者掏空财富，把自己付之一炬。而地位更卑贱的农民，在赵贞吉这样的理学大儒口中也不过是“数字”而已，那就更不足论了。这些数量庞大而又温顺勤劳的平民，在封建王朝，或成为交粮纳赋的农人，或成为修筑城池的工匠，亦或是屯田边疆、开疆拓土的军士。这其中尤以农民数量最巨，所受盘剥也最烈。海瑞审理钦案时，在驿馆面对谭纶和王用汲劝说，痛陈“官场贪墨皆始于内廷”，历数浙江“每年存留之粮米六十二万九千担，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担，以浙江两年存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更直指“皇室宗亲、***重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样的大弊。小民们辛苦劳作充实国库，而国帑却被两大阶级大肆挥霍，而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权贵阶层不断剥夺，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又无约束对方的手段，只好启用手里唯一而又极具杀伤力的权力——造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根本原因，除少数外族入侵导致政权覆灭以外，就是平民阶层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被皇权阶级和官僚豪强集团不断兼并，最终揭竿而起。

就这样，老的三元结构被推翻，胜利者建立新的三元结构，然后再经过初期平民修生养息——国家兴盛——皇权和官僚豪强集团不断扩张——平民阶层生存空间不断恶化——平民阶层反抗——新的秩序建立这样不断地循环，犹如孙悟空说的“皇帝人人做，今年到我家”。但与西方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进化到铁器时代直至进化到工业文明不同，中国的封建王朝只是在风水轮流转的泥潭里不断打滚，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重复着摧毁-重建-摧毁的无用功，其生产力没有明显的进步，最终落后于世界。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