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的诗歌 翟永明诗歌导读
翟永明诗歌导读
一、翟永明：“第三代”女诗人中最亮丽的风景
在当今诗坛女诗人中，翟永明（1955—）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一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逐渐获得广泛认同，“女性诗歌”作为一个称谓或研究点也已经具有了它的本体价值，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是独立于男性诗歌作者之外的另一道风景——翟永明则是这道风景中最亮丽的一幅。
这无疑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女诗人：于1981年开始写诗，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黑夜的素歌》、《称之为一切》等诗集。总体上说来，她的诗歌着力于对女性自身处境的揭示，这在早期（90年代初之前）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写作取向或写作姿态在一开始可能并不是完全自觉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翟永明等当代女诗人的写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来源，即被称作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的深远影响：“这位将悲剧性的自我揭示推至极端的美国‘自白派’女诗人，以其处理素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阴郁的激情和近于自虐的洞察力和智慧，直接启悟了翟永明、唐亚平、伊蕾、陆忆敏、海男、郑单衣等为数不少的‘第三代’女性诗人，启悟了她们对自身内部世界和生存命运所作的深入、有力却又不无偏狭的体验和开掘，以及对真正属于女性的抒写角度的把握。”（李振声：《第九章 女性诗歌：人物和风景》，《季节轮换》，P216，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什么是女性“自身内部的世界和生存命运”？什么又是“真正属于女性的抒写角度”？显然，对前者的答案较为明确：女性被男性以及由男性所建构的文明所“压迫”，这不仅仅是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所强烈意识到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直接诱发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等运动的兴起，事实上，翟永明等人的确是在传统对于女性的种种偏见或压力下开始自身写作的——或者说，正是深刻地意识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被种种歧视、偏见以及无谓的压力所裹胁，这些女诗人将笔触转向了“自身”，试图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来对抗强大的男权社会，以一种崭新的美学方式来对抗“源远流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诗歌美学。
相比之下，对后者的回答将较为艰难：尽管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诗歌”的出现本身即必然地具有一种独立的品格，但性别究其实质是一个整体，而非真正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而既是整体，其中有***性因子，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诸多矛盾的因子，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属于女性的抒写角度”的确立或澄清也就成为一个极具难度或者说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此，翟永明本人的回答是“创造”一种“黑夜的意识”。这个异常坚定的声音早在1984年就出现。那一年，翟永明写下了最先确立其诗歌地位的作品，由21首诗所组成的组诗《女人》。而为这个组诗所写的具有序言意味的《黑夜的意识》同样广泛流传——甚至可以说，它比诗歌本身流传更广，时至今日，“黑夜的意识”已被看作是“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宣言书”，是一种关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理论文本。这篇序言中，经常被引用的是这样的话：“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自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有自己的情绪和直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处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至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黑夜的意识》，《诗歌报》，1985年9
月21日）
这段文字里，有两点值得我们仔细推敲：一是“创造”，这意味着所欲“创造”的东西原本是现实中所匮乏的，无疑，它体现了女诗人表达自身、为自己立言的自觉意识；二是“黑夜的意识”，它的基本含义在于：男性世界是一个明亮的、暴力式的“白昼”，女性在面对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男性的文化世界以及被这个世界裹胁着的自身命运（所谓“自身命运”即由这样两方面构成）时，应该“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只属于女性自己的“黑夜世界”，由此，“黑夜的意识”被赋予了一种隐喻的意味，一种专属于女性诗人的意识形态。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诗歌”中屡屡出现与“黑”紧密相关的词汇：“黑房间”、“黑色的太阳”、“黑裙”、“黑色洞穴”、“黑色石头”、“黑色沙漠”、“黑夜里的素歌”，甚至，一再地出现“疼痛”、“死亡”这样的词汇，甚至《女人》（海男）、《独身女人的卧室》（伊蕾）等等直接标榜“女人”的诗集也多有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女性诗人需要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身——对于种种长久以来就已形成、并且往往具有某种象征隐喻意义的惯常词汇的袭用，则可能意味着对男性文化世界的简单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黑夜的意识”呢？有研究者这么认为：“黑夜是某种内部罪恶的外部标志。由此一方面表明，她们的抒写不是按时下流行的观念，将女性命运仅仅当作一种非常现实的因而不免狭隘的‘社会问题’，而是作为某种普遍的、形而上的罪过和厄运来作出正面承担的精神气魄；但另一方面，这里边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带有自虐意味的自我道德完成的激情，似乎一种被强加的处境反倒成就了她们内在痛苦的宣泄，使她们从中获得了某种自我欣赏的快感。还有?从白昼/黑夜的对峙性结构而言，这种对‘黑夜’特别强烈的亲缘意识，又意味着她们的抒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象征着在白昼与外界的具体关联方面受到种种挫折的女性退缩到黑夜的梦幻之中去编织自己的内心生活”。（李振声：《第九章 女性诗歌：人物和风景》）可见，这种意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为读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多种切入角度。
二、《母亲》导读
具体到《女人》组诗中的这首《母亲》，这无疑是一首具有强烈的“创造性”的诗歌。作为一种形象，“母亲”在很大程度具有象征原型的意味，男性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语言（汉语）里，几乎不可能找到另一个词语，一个可以代替或者说可以超越‘母亲’的词语。母亲这两个字在汉语里显示出了她的至高无上。也许，正是因为她的高高在上，母亲这个词语所拥有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抽象，她经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条著名河流的代名词，甚至经常是政党的代名词。”（余华：《谁是我们***同的母亲》，《我能否相信自己》，P114，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显然，这种形象在本诗里没有出现，而“抽象”的“含义”则被推上了审判席：像80年代男性作家笔下屡屡出现的“弑父”主题一样，女诗人对母亲的态度也具有某种“弑”的意味。
不过，诗歌一开始的立场并不冷酷，相反带有某种温情或“同情”的成分：“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这一开篇所要表达的是女性的普遍困境：受制于自身以及种种外在的价值观念，自然，其中蕴涵了某种同情的意味：“你是我的母亲?你使我醒来”所要表达的也不是仇恨，而是对于诞生这一伟大事件的感激。
但是，我们马上又看到，女诗人并没有沉浸于这种近乎天然性或本能性的情感，她有意用了一个跨行的诗句：母亲既“使我醒来”，同时，又“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感激一下子转向了控诉：也正是母亲，让我承受着生命的“不幸”。
对这种“不幸”的认识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成长”过程。尽管“在你怀抱之中，我曾露出谜底似的笑容”，但这只是未“成长”时的感受，“笑容”也只是“谜底”般纯洁或混沌不清。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发现：“你让我以童贞的方式领悟一切，但我却无动于衷”，这
可能蕴涵了多重含义：一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遵照“你”的方式生活；一是“我”无法“领悟”复杂而强大的文化世界；还有一点，那就是从后面的诗行来看，“我把这世界当作处女?”，这里有着一种主动的姿态，即“我”试图来“领悟”这世界——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童贞”、“处女”都蕴涵了显在的男性视角，臣服于男性文化世界，那么，“领悟”的必然结果就是深深的挫折感的产生：“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太阳的光线悲哀地/笼罩着我”；“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
这些就是“不幸”的表征。显然，“成长”的经历告诉了女诗人：在强大的男性文化世界里，女人不过是一个弱小的东西。而“母亲”，也同时被质疑或怨恨：既然女性所追寻的价值观念臣服于男性文化世界，而非出自女性自身的建构需要或适应女性自身的需要，那么，“母亲”作为“女儿”最初的知识传导者，作为“女儿”成长过程中天然的监护人和扶助人，她既“让我以童贞的方式领悟一切”，那么，她是不是无意识地充当了男性文化世界同谋的角色呢？考虑到男性文化世界源远流长，它已经具有强大的腐蚀性和惰性，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个体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寻、认同它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那么，对母亲这一形象的质疑事实上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据和精神线索的。
从写作的角度看，这种表达已经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主题了，但女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尽管她质疑于母亲的形象，但她又无法从根本上与之割裂：“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著痕迹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象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反应：既怨又爱——这“爱”只能像秘密一样“不著痕迹”：在强大的男性文化世界里，母亲也是一个弱小者——这和诗歌开篇的“同情”对上了号。
既然母亲的形象不再稳定，不再让“女儿”产生天然的信赖感，一种绝望的情绪在诗歌最后部分的产生就可以理解了：“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以对抗亘古以久的爱/一块石头被抛弃，直到象骨髓一样风干”。“对抗”双方的力量是极端不对等的，“自取灭亡”揭示了女诗人意识到了在男性文化世界里女性的某种宿命，这充满了悲剧意味——在更深的意义上，它可能揭示了女诗人的某种悲观意识：独立自由的女性世界可能只是一种天真的、理想化的设想？
相形之下，收束诗句里的情绪更为绝望：“这世界/有了孤儿，使一切祝福暴露无遗，然而谁最清楚/凡是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孤儿”自然是对孤立无援的处境的感知；“祝福”可能是虚妄的，因为它无法解除“孤儿”的处境；“谁”这个疑问代词可能指向造物主，因为它“最清楚”事实的真相：母亲既是不具备天然的信赖感，既是男性文化世界的同谋，那么，她的“儿女/女儿”终会死于她所臣服的男性文化秩序——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死亡，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死亡。
当然，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收束所指向的其实是男性文化世界：对母亲质疑的态度和情感愈加强烈，对男性文化世界的质疑和控诉也就愈加强烈。
在对《母亲》进行一番解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黑夜的意识”其实远未完成，女性要“创造”一个和男性文化世界并行不悖的女性文化世界，也还有着漫长的路途。
三、对《母亲》“阅读提示”部分的补充说明
当女诗人写下《母亲》这首诗时，它本身意味着对“母女代代相袭的命运”的一种深刻反思。在具体处理上，翟永明是独具匠心的，她并没有直接控诉男性文化世界，而是通过“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来完成“女性意识”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诗歌”的写作关注女性内在的世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
应该说，如前文所分析，诗歌的语义脉络基本上是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女诗人所使用的语言。总体上说来，这是一种启示录式的语气：一切都被明确感知。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语气，一方面是出于对女性生存命运作目光高远的通盘性关注和理解的考虑，另一方面又
何尝不是对女性现实困境的一种诗意超越和心理代偿策略。”（李振声：《第九章 女性诗歌：人物和风景》）
关于本首诗的抒情特点，相信前面的导读部分已有了最清楚的解答，请予参考。
四、唐小渡论翟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