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1年清廉指数是如何编制的?

清廉指数是怎样评出的?其使用数据的科学性以及测评方法存在哪些缺陷?这个指数对中国的反腐败起到什么作用?2月3日，记者专访了透明国际中国会员组织秘书长、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作为透明国际全球范围内聘请的14名专家之一，过勇参与了清廉指数的改进过程。从2003年开始，过勇作为特约专家为透明国际《全球腐败报告》撰写中国分报告，是透明国际的中国国家廉政体系评估项目首席专家。

记者:什么是清廉指数?

过勇:清廉指数是“透明国际”发布的评价各国和地区腐败状况的重要指数，它是一种基于主观问卷调查得出的腐败测评结果，是一个反映人们感知腐败程度的主观测评体系。

记者:清廉指数是怎样得出的?

过勇:清廉指数使用的测评数据并不是透明国际开展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而是综合了多份有关调查报告经过数据处理得到的。其得出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测评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二是对测评数据的技术处理。

2012年之前，清廉指数主要采取百分比匹配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是利用新的报告数据和前一年的清廉指数进行匹配测定，因此只有在新的报告数据和前一年清廉指数都被列入的国家才能进入新一年的清廉指数测评。测评数据主要选自一些独立机构的调查报告，主要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所选报告的腐败指标必须对国家间进行了量化评价;二是所选报告的腐败指标必须是与腐败高度相关的。

2012年开始，清廉指数测评开始运用新计算方法，即简单平均法。将原来的10分制改为100分制，变化主要体现在报告数据来源选取的变化和简单平均法的应用上。

首先是数据来源选取标准的提高，报告数据必须来源于专业机构、反映的必须是公***部门的腐败问题、要有定量差距、对于各个国家的评分必须是在统一标准下进行的、应当是连续的。

其次是简单平均法的数据处理过程。透明国际认为，简单平均法是在现阶段清廉指数的最佳改革方法，该方法使得清廉指数具有了连续可比性，数据处理过程不再与前一年的得分结果相联系。

记者:清廉指数的测评方法存在缺陷吗?

过勇:作为一种主观调查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也具有不准确性和非客观性。尽管透明国际对清廉指数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进行了不断完善和优化，但在科学性和解释力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首先是数据来源的局限性。第一，所选报告的调查对象范围多为专家和商业人士。商业人士为什么能够成为评价腐败程度的主体，这个问题在有关报告中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具有跨国经营管理经历的商人更了解他国的腐败状况;第二，所选报告大多没有提供调查样本数量和规模，这降低了有关报告中腐败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例如在2010年清廉指数所选的所有报告中样本数量最多的为13000份左右，而亚洲情报通讯报告的调查样本仅为1750人，这样的调查规模却要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腐败状况进行测评，显然缺乏科学性。第三，所选报告被测评的国家数量差距很大，这就隐含了国家评价标准的不一致性。

其次是计算方法及结果展示的局限性。清廉指数的本质是对二手数据的加工应用，因此，不管如何改进，都无法改变计算方法使用二手数据可能存在缺陷的本质问题。虽然透明国际意识到百分比匹配法所存在的巨大缺陷，而改用简单平均法，但仍然没有解决数据来源的权重问题。

记者:您如何认识清廉指数对中国的评价?

过勇:自1995年清廉指数发布开始，中国一直都是测评对象。从1995年至2011年的评分结果来看，中国得分和排名情况都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这与我国政府近年来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无关系。但是通过清廉指数对中国得分所参考的调查报告的研究，我们发现清廉指数对中国有着较为严重的不公正对待。

以2012年清廉指数得分为例，中国得分为39分，是在贝塔斯曼转型指数、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透明国际行贿指数等9个数据来源中得分的平均分计算得出的。但这9份报告中调查对象定位为中国人的情况很少。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是否真正了解中国?是否对中国作出了公正评价?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感知和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成为中国清廉指数得分高低的影响因素，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清廉指数对中国的评价。一方面，清廉指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价我国腐败状况的国际视角，特别是商人的态度，这对外商投资等现实问题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不能盲目地将清廉指数作为反腐败研究和实践的完全科学依据。

但不管清廉指数对中国的评价如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和构建预防腐败体系的决心，随着民众对打击腐败的积极参与，我们一定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提升我国的“清廉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