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跪求七分钟

枪战后的七分钟

那是我被排回班表后的第一个勤务。克利斯和我被派去处理行人被车撞死的通报案件。我们找到被撞的行人时，他人趴在地上，已经死了，就在红龙虾餐厅前面。我们确定他身亡，有个警察懒洋洋地在我们四周拉起黄色的封锁线。天色已暗。附近的人开始四处闲逛，但围观群众不是很多——还不至于多到为了想一探究竟而在封锁线上推挤。

因此我们尚有时间在这平和的气氛下，暂停手边工作去思索死者的牙齿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掉了出来——就像整副假牙——完好无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对于这一点，我毫无头绪。这应该只发生在当某种庞大沉重的物体急速撞上一副血肉之躯时，才会有的一种奇特现象吧？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无事可做，我索性走回救护车上，这时，我身后有闪光灯喀嚓闪了一下。我转身看见克利斯手里拿着相机，他表情似乎也很讶异。他看看我、看看尸体、再看看手里的相机。我们

两个人一句话也没吭，但其实心照不宣：我们费尽心力寻找惨案等级的勤务，拍下奇人怪事，这次总算一箭双雕。他没拍尸体照片，只拍牙齿——跟身体分家但完好无缺的整副牙齿，像塑胶发条玩具一样躺在路上。但拍这张照片究竟要做什么？

我们还来不及想，无线电就响了。

红色警示灯一路闪烁，车窗里的建物飞掠而过，夜色灯影明灭不定。克利斯加快车速。勤务调度员的声音从无线电里劈啪响起。某高中舞会才刚开始，灾难便降临了。第一个通报出现时，只有一人被枪杀，但现场仍有枪声，人数增加到两名，然后是三名。我们抵达那里的时候，枪击才刚结束。

我们停好车，跳出车外，先评估现场状况。几十名惊慌失措的学生正在尖叫，另外还有很多学生纷纷把车停下来。某家加油站的员工锁上大门。警察试图封锁现场，但徒劳无功。一架新闻直升机已经在嗡嗡飞来的路上。案发现场中央有三名病患。那是我们的病患，正在流血，孤伶伶的。我们没拿担架，只拎了急救袋就过去了。但每踩一步，都踩得到弹壳。警察回报有九十几发子弹，这数字显然有误。

当我们抵达病患那儿时，有两名是站着，另一名安静地坐在地上。其中一个孩子的个头儿很高，看起来紧张慌乱，右肩和左腿被子弹贯穿。而旁边另一个孩子的鼻头被子弹打穿，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他的上唇，再穿过牙齿，卡进他的硬颚里。这孩子一句话也没吭，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们。第三名伤者是个患有儿童肥胖症的小胖子，手臂被子弹贯穿。他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冷静又伤势最轻的，对于我们的提问，他都能点头回应。我们私下叫他弥勒佛。

在等第二辆救护车赶来的同时，现场简直像疯人院一样。有一队消防员赶到了，他们同样惊慌，其中一个还踩了弥勒佛一脚。至于他们的队长始终跟现场伤者保持五英尺的距离，只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断对着他的无线电大喊，要他们快点派运输直升机过来。高中生一车车抵达，每一车的学生都比上一车来得更激动。在第一架新闻直升机抵达后，第二架也跟着来了，接着会再冒出十几架。现在开始每隔几秒就有人绘声绘影地说枪手——不管他们是谁——又回来了。每传一次，群众便跟着恐慌一次。现场很吵、很热、很乱，充斥着汽油味和血腥味。围观群众放声大叫，我们的病患放声大叫，就连我们的消防队长——﹁妈的我的医疗后送直升机到底在哪里？」——也在放声大叫。

「干！」克利斯说道。「我们把他们全载走。」

「三个都载？你要三个都载走？」

「你说得对，」他说道。「那我们挑两个好了，你觉得留下哪一个？」

三十秒后，我们把所有病患都送上救护车。高个子那个一直哀哀叫，射中脸部的那个老是动个不停，只有弥勒佛静静坐在长凳尾端。克利斯对我点个头，我跳上驾驶座，呼啸离开。总计，我们待在现场时间不超过七分钟。坐在后车厢的克利斯不时撞来撞去，忙着剪开衣服和剪断绷带，插入静脉注射管，呼叫医院待命，重新评估伤势。一抵达医院，我立刻跳出车外，随手抓住经过身边的一名救护员，请他帮忙我们一起把这三个孩子接力送去检伤分类，再一路送进外伤手术室。整个世界都在那里等我们，有刺眼的手术灯和一堆等著解答的疑问，护理师、医师、抽血师、X光师、挂号人员和外科医师全员到齐。警察随后赶到，询问相关问题。袋口有拉绳的透明袋里装着伤者的衣服、皮夹、手表、戒指、项链、手机、皮带、鞋子还有……

「这什么？」

哪怕四周一片混沌、吵杂，哪怕那个脸部中弹两次的孩子愈来愈惊慌，但仍听得出刚刚那声音的语调暗示这里面有问题——于是我的注意力瞬间被抓住。我转身看见一名医师正盯着弥勒佛的下背部看，用戴着手套的手将他往前压。克利斯也在看，脸色开始发白。医师抬头看，嘴里顺势喊道，单一入口枪伤，伤口在下背部脊椎右侧四寸的地方——正中肾脏，没有出口。

通常在完成结局令人傻眼的勤务之后，突如其来的静默会让仍残留在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发挥最大作用。它会像脑袋里的冰毒一样冲击你，让你变得很嗨，几乎就像反弹作用一样，五脏六腑跟着舒坦。你总算忙完，终于可以好好回想自己刚刚做了什么，而那一刻以及那场勤务里的所有记忆，再加上一想到未来仍有类似通报呼唤着我，就会令平常在跑无聊勤务的我们心里好过一点，毕竟不是那种有人头痛、有人发飙或者有人烂醉如泥到全身是尿的烂勤务。可是今晚我们高兴不起来，反而狼狈沮丧。我们的救护车仍停在外面坡道上，车内到处是血迹、绷带、废弃的包材。双向通话无线电跟电线缠在一起，上头还留有血手印。我探身进去，查看弥勒佛刚刚坐的位置，只见墙上——大概是肾脏的高度——有块血迹在那里。

其实我们的失察也不是那么糟糕，毕竟我们有三个病人等着处置，而且我们在案发现场的处理时间只花了七分钟，重大外伤最多只给你十分钟。更何况现场闹哄哄的，我们的人力根本不够。就算是肾脏破裂——如果最后结果真是如此——也得靠外科医师来处理，哪怕我们一开始察觉到，处置方式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重点是我们没有察觉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跟我们本来可以救他、或者路上可以更小心照顾他、抑或可以提早通知医院做好准备都没有关系，而是跟我们的面子有关。我们梦想成真，遇上了我们最想跑的勤务——或者几近梦想中的勤务——但我们的表现差一点点便堪称完美。

回程的路上，我们心情都不好。我们把相机丢给二十四小时营业的CVS药妆店冲洗，老板是个看起来猥琐的矮子，显然不会对那张牙齿照片反感。底片在冲洗机器里旋转，照片被印了出来，滑进信封袋里。店外的克利斯快速翻阅他那份，找到那张牙齿照撕碎，扔了。我们***冲洗了两份照片，所以我也有那张牙齿照。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个已经重新振作。我们都同意这次勤务很好玩很顺利，虽然有些状况未察，但情有可原。至于那张照片，我们提都没提。

我回到家，冲了澡，头发湿淋淋地边穿衣服边抽出照片翻看。那张照片就在一叠照片的最上面瞪着我。那副带血的牙齿完整无缺，似乎在跟我控诉。就像有个小偷从窗户爬进来或一只老鼠从缝钻进来，侵门踏户到我家里。我立刻扔了它，但还是觉得它还在我家里，于是撕得粉碎，可是它还是在。最后，我烧了它，灰飞烟灭。只是它就像弥勒佛坐椅后方那面墙一样，痕迹始终都在。

｜公立医院的光景及病人群像

格雷迪纪念医院不算是一家典型的医院，它是外伤中心和脑中风中心，也是一家有着烧伤中心、精神病院和一栋庞大的公***资源中心的综合医院。它也是一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构，资金不足、负担过重、收入只能勉强付帐单。其院区横跨亚特兰大市中心好几条街区，里头星罗棋布几家诊所。所以它是一家医院，但规模又比医院大。

格雷迪纪念医院犹如一个生态系统，来自食物链里各阶层的生物会整夜绕着它转。有个妇人住在医院前面的巴士场里，总是声嘶力竭地唱歌。但她其实不是在唱歌，而是从嘴里发出嗯嗯声。所以我们早上来的时候，不只打卡上班——还兼领圣餐呢。而在外头街上，也就是出了前门，则聚集了救护车、医师、护理师、访客、流浪汉以及为了抽根菸而拖着静脉点滴架出来的精神病患和病人。他们挤在人行道上，地上到处是口香糖和血渍，偶而也有人类的粪便。除此之外还有焦急的家属围成一圈为心爱的家人祈祷，更有当地新闻记者因耳闻有不幸事件而餐风露宿地守在医院外面。毕竟不幸事件总是在所难免。

停车场下方有家麦当劳。医院废弃物则被放置在离坡道几英码远的地方，救护车都是从这条坡道载送病人进来。坡道很新。旧的那条比较小，面对不同的方向，其中一边有墙挡着。常有人坐在墙上抽菸，可能是无业游民、流浪汉和运气很背的当地人。每次有救护车进来，他们就鼓掌欢呼。那道墙于是成了众所皆知的啦啦队墙（Rooter Wall），坐在墙上的人是啦啦队。直到今天，常被载送进格雷迪纪念医院的病人都被叫做啦啦队。而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说到啦啦队这三个字都是爱恨交加。

这些只是在描述外观，还没进到里面。

格雷迪纪念医院建于一八九二年，原建物仍在，但总院就新颖多了，面积也大很多，它曾经被分成两区，一个是白人区，另一个是黑人区。如今黑人隔离法（Jim Crow Laws）虽然已经不再，但也并非完全烟消云散。穷苦的黑人永远记得当年虽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日子，所以还是会用格雷迪斯（The Gradys）来称呼这家他们曾在此出生、治病甚至最后归西的医院。

正门这里有个门厅。先是大理石地板和挑高的天花板、接待柜台、高挂的匾额。但若有人生病或搭救护车进来，就得先去检伤分类站。检伤分类站是家马戏团，最吸引人的景点是突然出了毛病的身体——有可能是无可挽回的那种。此地由两名护理师坐镇。但任何时间都可能挤进二十几名需求不一的病人。一楼是候诊室以及候诊室里几百条茫然无措的灵魂。一楼也是紧急医护中心（Emergency Care Center，简称ECC）的所在地——也就是你们所称的急诊室（Emergency Room，简称ER）。红区专收外伤病人，蓝区专收内科病人。两个区都有二十几间病房，再加上走廊上约两倍数量的临时床位，这些临时床位是枪伤病人最后会被送来的地方，因为虽然中弹，但被认定还不至于致命。红区有几间外伤治疗室，伤势最严重的病人都被送来这里治疗。红色观察室也在红区，情绪激动、暴力倾向的病人全被塞进这里，他们没办法自行上楼的原因不外乎是刚被打了太多镇定剂或者极需药物辅助。

蓝区没有外伤治疗室，但是有心肺复苏术急救室，还有四间病危观察室、一间气喘治疗室以及院方的羁押专区。市立监狱、郡监狱以及联邦监狱的罪犯全都会被铐在病床上，送进羁押专区。

紧急医护中心犹如蛮荒之地，充斥着病人、干练的医师、工作过量的护理师以及数量不断膨胀的一小撮后勤人员。这里以前是一间急诊室，专收城内送来的危急病人，后来九○年代改建成紧急医护中心，这里的作业向来乱中有序，磁砖壁面曾大喇喇地留有十几个弹孔，直到被拆掉为止。

自助餐厅在二楼。产房在四楼。每次有婴儿诞生（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称之为格雷迪小贝比），医院便透过广播系统播放摇篮曲，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有新生命来到这世界。这座城里有很多格雷迪小贝比，应该有成千上万个吧，而这首播放新生命到来的歌由于年代久远，被播放过太多次，以至于播到一半就会有点中气不足，像被什么卡住，一路挣扎到最后一口气。

太平间在地下室。精神病房在十三楼。

格雷迪纪念医院是个奇怪的地方，就像这座城市结构里的一部份。紧急救护部门也一样。穿着格雷迪制服、搭着格雷迪救护车的我，「出」入无数险境（重要的是「要能出得来」）。走在街上的人，每个都是啦啦队，其中很多是格雷迪小贝比。救护车经过时，他们会停下脚步朝我们挥手。每天都有人在城里的每个破败角落朝我们大喊：嘿！格雷迪！我们收到的通报量很庞大——一年十万通以上——病人却只有一小撮（大多是流浪汉，很多是酒鬼）。这里的人员流动率高到除非我做满六个月，否则老鸟根本懒得跟我说话。这是第一个门槛。假如这六个月内我没被开除、离职或被杀，就等于过了第一个门槛。我应该办得到吧。所以这段期间，他们还不太搭理我。

但下了班之后，如果走在街上或者跟朋友聚会，情况又不一样了。只要我说我在格雷迪纪念医院工作，每个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那地方太令人敬畏、太令人害怕、又太神秘了，以至于每次只要说我在那儿上班，得到的反应都是：我敢说你一定在那里见过不少怪事。

我的确见过。我曾救治过一名在水族馆被魟鱼刺到的妇人。我曾经出勤去接送足球队员、累瘫的演员和歇斯底里的脱衣舞娘。除此之外，我的勤务也让我的足迹遍及廉价国宅、国会大厦、

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监狱和教堂，就连位在城市边缘的违章建筑帐篷城（Tent City）也去过。

就连医院本身也一样怪事不少，就某方面而言是太多一点。拿此刻来说好了，我正坐在院区边陲一间小礼堂里面听演讲，主题是整人陷阱。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是谁放的，理由何在。不过我们都同意犯案者必须处死，而且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死得很痛苦。

因为每隔几个礼拜，整人陷阱就会出现。也许是一根肮脏的针头，没戴管帽，直接用胶带贴在椅子底部。也或许这根针头刺穿了我们用来固定病人的海绵板。又或许它从引擎盖底下戳了出来。今天我们正在听一位行政主管说明，他把照片放在投影机上，然后打开，十二尺见方的大银幕立刻显出影像：一只塑胶袋，里面装了尿液和满满的没戴管帽的针头。「这是昨天在一辆救护车上发现的。」他说道。但我们只关心一件事——这是谁干的？他不知道，也不想推测，更不是他此行想要讨论的重点。他只是来告诉我们要小心——要小心检查我们的救护车。要懂得自保。

但这不是我们想听的。有人已经被针头刺到，所以这行不通，我们不想听到什么「上班早点到，到了就先检查一下车里有没有藏这些东西，好降低意外受伤的机率」等这类废话，我们只想听到那个王八蛋被抓到了，现在就绑在外面等我们去瞧个究竟：弟兄们，他在这儿，让我来给他好看！结果不是，长官只是来告诉我们有人在救护车里留了一袋浸在尿里的针头，我们要懂得自保。长官连为什么有人这样恶作剧这种问题都回答不了，更别提去揣测是谁干的了。「好了，」

他说完立刻关掉投影机，抽出照片，放回纸袋。「这就是我今天有的资料。」

我们鱼贯步出礼堂，虽然我们仍有疑虑，但还是得打卡上班。我们拿起各自的装备，往坡道走去，再动作很慢很慢，慢到不行地坐上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