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迷失：拿什么拯救中国老板

不求知识，但求“能量”—一个老板培训班学员的自述很多老板去上课不是去学知识，而是去要“能量”——原来还有这种氛围！刺激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因为麻木太久了。口述·王征在我的眼里，中国有两种老板：一种是真的想做企业，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XX理想之类的；另一种是被迫创业，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我属于后者，中国绝大多数老板是像我这样的。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由于在武汉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去创业，也希望能通过创业出人头地。我是做计算机软件的，我经常对别人说，我的公司是靠技术起家的，但其实真没有什么技术，只不过比更垃圾的公司要好一些而已。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老板们常常失眠。离政府太近，怕麻烦；离政府太远，又怕搞不到资源。赚不到钱，焦虑；赚到了钱，却惶惶不可终日。大多数老板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东一铲西一耙，捞到什么算什么。我认识的很多老板是做超市、美容美发、房地产等行业的，都没有什么门槛，管理和经营的模式很简单，很容易被复制和替代，发展起来都是靠机会、靠资源，风险很大，不安全感很强。大多数老板过着这样的生活：对上要做假账欺骗政府；对下要“语重心长”地欺骗员工；对外要营销包装好欺骗消费者；对内呢，说假话哄骗自己的亲人。我们欺骗所有人，甚至是自己。我们的世界没有真实，都是虚假和欺骗，都是在利用别人赚钱。中国90%的老板都是偷税漏税的，有几个公司不是两套账？不偷税，没法活，很罪恶但没办法。在我看来，中国老板活得不真实，很难说真话，什么事都是秘密进行，自己、公司、家庭都不真实，有太多偷鸡摸狗的事。随便抓个老板出来一问，都是有4个老婆6个孩子什么的。在市场竞争中也不择手段。我知道一个挺大的火锅店的老板，就自己制作地沟油，每年光这就能省下500多万。做了那么多坏事，有时候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有一种耻辱感，公司和员工随之早晚也会出问题。我到底要什么？我从2006年开始参加一些培训课程，听过很多课，港台和国外的成功学之类的都听过。虽然都价格不菲，但基本没有感觉不值的。很多人问我怎么看去听这些课程的投入产出比，其实老板大多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与常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老板上课都是有选择的，但不会细致地去衡量，感觉差不多就行。因为对他来说，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骗别人和被人骗、坑别人和被人坑都是经常的事。大多数老板创业都是为了钱，但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就开始迷失了。比如，现在你有5000万，要干什么？真的不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钱，但已经有钱了啊！你可能会说，那就继续投入企业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首先，投入企业是有风险的；其次，其实他从根本上说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企业。于是开始变得很嚣张，自我膨胀，大言不惭；开始乱消费，裸体派对、沙漠裸奔的事是不少的。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上，老板们自己不认可自己，不接受自己的过去，甚至看不起自己；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又极为错综复杂，白道、黑道、员工、顾客，心力交瘁，疲于应付，没有办法圆满，很难做，不想再做了。但人又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舍，对自己拥有的舍不得放手，即使有时想通了，真想放手也不好放，因为不信任任何人。最终就变成进不得，也退不出。于是开始追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很多人干巴巴地给老板培训管理学课程，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老板们为什么要学习—老板们是希望能够解脱烦恼。很多老板去上课不是去学知识，而是去要“能量”—原来还有这种氛围！刺激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因为麻木太久了。“爱”是一切的法门2006年，我去上了刘一秒的《赢利智慧》的课程。刘一秒认为，智慧就是般若，是放下，是舍得，是爱众生，是追求关系的圆满。《赢利智慧》是要老板们在企业中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它没有告诉你在术的层面的一二三，而是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你自己去找操作的方法。我上完课后感觉挺有收获，回到公司就尝试建立一些机制。比如将工作定额定量地进行层层承包，效果挺不错的。于是，我又去上了《影响智慧》和《演讲智慧》的课程。这两门课说的是老板的影响力，谈了很多儒释道的东西，给我打开了一扇门。从根源来说，人要靠什么来影响别人？靠爱！有爱就有变化。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家庭和公司。对家人而言，原来我都是漠不关心的，现在开始关注他们了；原来我和员工之间是猜疑和博弈的，现在开始用另外的眼光去看他们了，愿意发自内心去成就他们了。我发现自己变了，周围的人也跟着我变了，这种感觉挺好。我也开始做一些公益的事。两年前，湖北某地一个女孩被烧伤，惨不忍睹。我牵头组织了一些老板，捐了二十多万，并亲自去操作相关的事情。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也会捐点钱，但绝对不会这么用心地去做。之后，公益方面的事情我们越做越多，基本都是“不留名”的，但真的感受到一种做人的尊严，这种感觉特别好！后来，我又去上了《宗教智慧》的课程，谈的是企业的永续经营的问题。我觉得讲得都挺好。这些培训其实回答了老板的一个根本问题：你为什么挣到钱了？是因为满足了别人的需要。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不是很多老板都明白的。大多数老板总以为是搞定了XX关系，获得了XX资源等等，这就是中国的商业生态。在我们眼里，商业是一门社会关系学，不是企业管理学。钱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钱要怎么去，我们更没有想过。但其他的培训大多是就商谈商，老板的根本问题—心的问题（压力来自当下烦恼无法解脱）—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在“商”啊，我们都不想赚钱了，还和我谈什么企业管理？刘一秒的好处是，他谈心，同时将谈心和谈商业结合在一起了。反正我信了我从刘一秒那里学到了“德”，学到了“爱”，爱是一切的法门，学到了放下，最重要是我的“善”被激发出来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祖宗八代都没有信佛的，但我现在信佛了。至于外界怎么评价刘一秒，我不关心，至少我感受到的刘一秒也是有“爱”的。但我对他没有什么崇拜。刘一秒没有告诉我怎么诵经，他会不会我也不知道，但他把我引到这个门里了，剩下的事要我自己去做。我后来就拜访过很多大师，研读了不少佛经。今年春节期间我到港澳台走了一圈。在香港遇到一位马来西亚姑娘，我们一路相伴，但最终别离时，我并没有给她留我的联系方式，这就是我的变化。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现在挺自在的，按佛教里的说法是 “轻安”。我知道世界永远不可能圆满，但走在圆满的路上就可以了。[应被访者要求隐去真实姓名]评述“野孩子”需要什么？有个老板说自己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稻盛和夫，另一个是刘一秒—这让人哭笑不得，却很能理解。老板们就像没人管的野孩子，饿极时不管脏不脏，有吃的总比没吃的要好。在武汉的一个咖啡厅，我见到了王征。相互寒暄坐下后，他将手中的书放在桌上，书里还夹着一支笔，可以随时做读书笔记。这是一本名为《生命智慧》（繁体）的书，王征说，这是台湾的一个大师送给他的，今年春节期间，他到台湾拜访了不少大师。如王征所说，他是为了一口饭去创业的。为了赚钱，他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有官员、合作伙伴、员工、消费者，还有所谓黑道的兄弟。这些年让他无所适从、烦恼丛生的，却也正是这张复杂的关系网。这正中了《华严经》中所言：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中国老板的不能承受之轻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混沌的商业生态孵化了一群背景庞杂的中国老板。当年创业多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如今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日子并不好过。如果说“挣钱”的快感让他们的生命进入一种惯性的运转，那么“市场转型”则让他们不得不开始止步反思—我为什么要做企业？我爱做企业吗？不做企业还能做什么……这些问题逐渐成为他们解不开的心结。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谈及：“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在地上。但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当中国老板们“为一口饭吃”的这根“灵魂的稻草”随风飘去后，他们的灵魂漂浮在空中不知去向。于是开始不安心，开始反思过去的所作所为。当然，老板们可以将其归结于被社会生存环境所裹挟，但在心灵轻飘飘的状态之下，他们终究逃不过内心的挣扎。出路在哪里？王征给我们的答案是—刘一秒给他打开了一扇门。王征也上过成功学的课程，但他认为，成功学只是一种皮层按摩，它只告诉你如何成功，但老板们大多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更深层次的心理按摩没有做到。显然，王征们想要的“能量”不只是刺激皮层那么简单，而是要帮他们的内心重新找出一条出路。“大师”们不是稻盛和夫王征阐述的刘一秒“智慧”最终在自己企业中的运用，比如在企业中层层分包，以及要真正发自内心去成就员工等等，其实都可以在西方管理学中找到出处和依据。对管理学并不精通的“大师”们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除去中小企业老板是没人管的“野孩子”，以及许多管理学教授的理论教学让他们“难以下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带来了心灵层面的按摩。独立咨询学者白立新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个老板告诉他，自己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稻盛和夫，另一个是刘一秒。这让白立新哭笑不得，但却很理解。老板们“饿极了”，“脏不脏”先不管，有吃的总比没吃的要好。“培训大师”们某种程度上看透了中国老板心灵纠结的本质。如王征所说，他们在心灵空虚无助没有出路的同时，仍然放不下自己打下的“基业”。于是，大师们重新赋予老板们放不下的“基业”以宏大意义（如“爱众生”），为老板们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虽然谈得很务虚，但老板们觉得非常实用。谈及稻盛和夫，我们都知道，他言论平和、以身说法、娓娓道来、不打诳语；而“培训大师”们的“智慧”则十足刺激，以“绝对肯定以及一定”的语气告诉你“真理”，仿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稻盛和夫针对的是广大众生，他的观点是赋予工作以极大的意义，让人们从工作中去感受生命的力量和人生的觉悟；而“培训大师”们主要是针对老板群体，赋予老板群体本身以极大的意义，给老板以心理按摩，在此基础上告知夹杂着几大宗教内容的“智慧”。稻盛和夫强调人应从劳作修炼中获得幸福，而“大师”们则直接给老板们“卖票”，让他们搭上通往幸福的“高速列车”。稻盛和夫强调的是“原点”和“过程”本身的正确性，从而理所当然地实现“终点”的正确性。刘一秒则强调“结果”的达成性，而不论“原点”和“过程”的正当性。以“爱”为例，稻盛和夫强调“利他”，原因在于—作为人，本就应“利他”，同时强调以“内修”达成“外爱”，以“热爱工作”实现“利他”。刘一秒所说的“爱众生”则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爱别人才能让更多人爱你。也即，刘一秒所说的“爱”是世俗功利而非真正的“仁爱”，而这正与很多老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契合。很多老板觉得自己从刘一秒处找到了“真爱”，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个中机微。作为一个企业主，当以所谓“宗教智慧”去运作企业难免令人担心。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个人道德之长，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在明朝，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甚至可以代替行政。而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则应具备体制和技术上的周密，才不至于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做救命的符箓。”对于企业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在当下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迷茫的不只是老板群体。怀疑自己，说明你已经一只脚迈进了领导企业的正道。老板们要做的正是借这个机会真正去重新认识企业之于社会和自己的意义，而不为旁门左道迷惑，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心灵、生活与事业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