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樱桃的幕后制作

2012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胜利68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而《红樱桃》是少数记录二战欧洲战场中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影片。该片投资高达2700万元,却在公映当年创下了5000万元票房纪录。影片外景地为 中国和俄罗斯,为该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一批对前苏联革命历史有着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的中年观众。该片获第十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叶大鹰)和最佳女主角奖(郭柯宇)。

《红樱桃》4000万票房背后的“秘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业多少有些落寞和黯淡,特别是电影的票房。但到了2013年,对中国电影来说似乎充满了好莱坞戏剧化的色彩。就在人们似乎对国产电影愈加失望之际,它却突然迸发了夺目的光芒,《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影片创造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几部“进口大片”,尤其以《红樱桃》为最,以其高成本高回报的营销策略创造了四千万元的票房纪录。记者采访了导演叶大鹰,听他剖析《红樱桃》创造票房纪录背后的种种原因。 背景:革命后代与“红色情结”

围绕《红樱桃》的出世,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所出现的时间以及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2013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红樱桃》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它并不直指战争,也并非如影片《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直接触及本土的遭遇与反击,而是将故事的情境转移到了俄罗斯,而它讲述的又并非是一个“异国”的战争故事,而是中国的“烈士后代、革命前辈的故事”。

影片在当年宣传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女儿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7岁进入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为影片中‘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曾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为虚构部分,朱敏表示同意。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影片的导演叶大鹰,当年在宣传《红樱桃》这部影片时不少媒体都提到该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他的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身份的证明无疑为影片赋予了正统与主流的“质量验证”。对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具有“红色情结”,叶大鹰则认为“这是媒体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也许是一种巧合,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过去的人物和事情,会感觉特别有魅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也欣赏,但我希望拍的是另一种电影,它和人物有关,与今天的观众贴近。” 包装:商业电影的成功个案

2011年叶大鹰根据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成影片《大喘气》,那时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毕业两年,按照“实验电影”的路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和所要发泄的情绪,记者采访他时他曾提到“当年比较愿意走极端,包含了相当程度上的玩闹情绪,是由青年渐入中年的一种宣泄。到了1995年我拍《红樱桃》的时候就走向成熟了,拍片子更加规范化也更加商业化,要兼顾各方面投资者的利益,还要理解受众群。”

“成熟”的《红樱桃》在某种意义上说,参透了商业电影的构造和秘诀,使得类似“原则”恰到好处地“落实”到这样一部主流影片当中。电影学者戴锦华曾分析“影片将故事场景移到异国,于是成功回避了本土情境中‘常识’的混乱,它选取了一个全球公认的恶魔———纳粹来充当故事的‘反一号’,纳粹形象的出现,有效地吸收了影片中暴力、色情呈现的不轨与非道德;相反成了一份充满正义感、乃至‘终极关怀’的崇高。”正因为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影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所以在有意无意间吸引了它的特殊观众群:中年知识分子群。因为他们有着对前苏联及革命历史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

叶大鹰在谈到对影片的“包装”时表示“作品当然需要包装,这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对投资人的保证。 但在创作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商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被忘却了,影片上映时这个元素又会再度显现,所以商业和艺术的矛盾是电影***同面对的问题,总强调两者的对立,就是回避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形式是,与电影《红樱桃》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血色童心》,导演同为叶大鹰,梅婷和陆毅的青春面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红樱桃》与《血色童心》的“电影”“电视剧”套拍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