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的艺术成就
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一个画家要证明“笔墨等于零”的办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不碰笔墨，这样，笔墨于他就等于零。
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笔性，难以强求一律，也不应强求一律。但是，作为中国书画艺术要素甚至是本体的笔墨，肯定有一些经由民族文化心理反复比较、鉴别、筛选并由若干代品德高尚、修养丰厚、悟性极好、天分极高而又练习勤奋的大师反复实践、锤炼，最后沉淀下来的特性。这些特性成为人们对笔墨的艺术要求。画家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不拿毛笔作画，但他如果拿了毛笔作画，而且是在画中国画，那他就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没有一个画家能摆脱文化的制约。
在中西绘画100年的交融中，我们看得出中国画对西洋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而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一幅新的中国画和一幅好的中国画，在我们心底里是有一杆秤的。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由于笔墨这最后一道底线的存在，使我们在西学东渐的狂潮中仍然对中国画没有失去识别能力和评价标准，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堆用宣纸画出的作品里挑选出好的中国画，仍然能够在100年的风云人物中认准谁是大师，而谁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积极评价这个100年中西绘画的交融和冲突，因为它把中国画的底线逼出来了，它使我们非常清楚不该在哪些方面无谓的争执，应该在哪些方面固守阵地。笔精墨妙，这是中国画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守住这条底线，一切都好说。在这条底线上作业，需要悟性，更需要耐性，急不得、躁不得，更恼不得，最后就是看境界，看格，看品。 张仃生长在北方，由衷地喜爱北方的山川风物，特别是太行、秦岭和西北高原，尽管它们荒寒贫瘠，但他却觉得亲，犹如一个儿子看到自己年老的母亲，因此他的焦墨世界展现的也都是它们的影像。古刹庙宇、荒郊野渡、莽莽昆仑、巍巍太行，张仃的焦墨山水一如他的性格，厚重、朴实、苍茫、大气。焦墨山水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在这个曾给他心灵慰藉的笔墨世界中，貌似单纯的黑与白，所产生的力度与内涵，却是其他色彩所不能替代的。焦墨画更是强调黑白的本色美、质朴美，素以为绚，不加粉墨，张仃称它为“全素斋”，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精神素食。晚年的张仃，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这个秉持完美主义理想的世纪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有时对着外面的世界，他会重复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1998年，张仃提出笔墨为底线的主张，策划发起了一场有学术轰动效应的“笔墨保卫战”。亲自上场，与他的异见朋友坦诚相见，针对每一个“笔墨等于零”的注解、论据、逻辑，展开进攻性防守，扭转了中国画理论面临崩塌的颓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张仃晚年倾力于焦墨山水创作的行为，是他自己保卫笔墨的一种身体力行的策划实践。他仅取笔墨之一粟，种出了焦墨的沧海桑田，展现了笔墨资源的无限丰富。这是对笔墨虚无论的另一种回答，也构筑了他的一方阵地。
如今，张仃大部分时间住在位于门头沟山中的居所里，终日与他的挚爱———大山为伴。因为耳背，他话说得很少。家里来了访客，他会静静地坐在窗旁的藤椅上，抽烟斗或是看报纸，一只养在笼子里的蝈蝈陪在他耳边热闹地鼓噪，他也浑然不觉。
沪上美术评论家、画家谢春彦与张仃先生在二十余年前曾经有过交往，他们相识于黄宾虹学术研讨会上。谢春彦称：“焦墨山水是传统山水的一个类别，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单纯以干墨作画，类似传统山水的素描，传统山水的创作多以临摹古人为主，而张老则在写生中创造张派山水，解放后他的焦墨山水成就最大，年逾花甲写生都是竭尽全力。去黄山写生都是随身带一瓶开水，两个干馒头，从天亮写生画到看不见为止，重要的名山大川都有足迹，北京的十渡山水很少有人涉猎，他却花费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为十渡画了很多焦墨山水。”
一些艺术评论者认为，回顾一下张仃的一生，无论是漫画、壁画或者工艺美术设计，在张仃的艺术生涯中，都只是阶段性地从事过。惟有山水画，才真正贯穿他的一生，或有间断，但从未放弃过。
画作《画人行脚》赏析
张仃与20世纪众多上水画家一样，反对一味摹古，主张对真山真水写生，主张反映现实生活，他上溯五代两宋的传统，重返自然，变临摹为写生，变写意为写实，注重现实生活中新题材新内容的表现和新境界的创造。《画人行脚》描写的是川北农村的景象，画家以人世之精神借景写情，已不是符号化的苔点，以重墨写出，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中间是水田，线条流畅洗练，给人开阔的空间感，得平远法之妙；画面的下部最为精彩，农人的屋舍在树林中若隐若现，树木和田埂的线条松活老辣，灵动而富韵律感，流露出画家质朴欢愉的情感意蕴。全画虽以焦墨完成，但笔墨能干中求湿，燥中取润，以简寓繁，变化丰富。艺术语言单纯，表现出画家过人的功力。
为国梳妆
20世纪30年代，张仃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他的老家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张仃到延安，和搭档作家萧军，把这处简陋的“新房”装饰成了别致的场所，取名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
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在***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是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挂上去8个大灯笼。运用巨型宫灯这一传统文化语汇，在天安门上增添了出彩的中国符号。同期，张仃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微观方面，张仃继成功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之后，又完成了全国政协会议邮票设计、中华人民***和国开国纪念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票的设计。从宏观到微观，张仃为新中国的形象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
张仃2001年北京西山家中露台上设计的构想采用了美院组后，周恩来让清华组来完善国徽的设计。因为清华组个个都是建筑绘图高手，对正式图样的操作，绝对专业。所以最后他们的定型图被选中，不应意外。
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张奚若也建议要给清华重奖。
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以至于他不愿意再作回答。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而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创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年），主持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2年），主持了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6 年）。
20世纪50年代末，张仃被组织调离中央美术学院，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难，使得刚刚成立的学院还未来得及完善自身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张仃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的基础，而当时他所迈的每一步都要冒着风险。在张仃的努力下，美术领域一批有成就的艺术家调入学院，学院的专业也从最初的几个扩充到20多个，“文革”前的十年正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蓬勃发展的十年。
2006年夏与夫人灰娃在西山家中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主张，让学院的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重大活动等艺术设计中展露了锋芒，也引领着张仃在云南采风后创作了《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装饰绘画，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独特的造型语言顿时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华君武称之为“ 城隍庙加毕加索”。 当北京首都机场即将落成，室内大型壁画的创作降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复任第一副院长的张仃又调兵遣将，组成了创作小组，亲自挂帅出征。在张仃的坚持下，才有了机场壁画审美趣味的宽容与多样化。其中，张仃为机场贵宾厅创作的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高4米，长15米，借鉴、吸取了民间年画的色彩和敦煌壁画表现时空的特征，之后又被制作成动画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983年，张仃为长城饭店绘制了壁毯巨作《长城万里图》，1984年，他主持了北京地铁壁画工程，设计并参加制作了西直门地铁壁画《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
2002年，文化部授予张仃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