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的人物生平
板垣退助是土佐藩（现今高知县）出身的藩士，生于1837年（天保八年）。板垣退助生于土佐藩高知,旧姓乾,名正形,后来通称板垣退助。乾家是土佐藩的上层士族,板垣在土佐藩内颇受实权派、参政吉田东洋的赏识,1860年以后在土佐藩掌管军备庶务,后又被派驻江户，成为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的心腹之臣。1864年晋升为土佐藩大监察。山内容堂原属“公武合体”派，在土佐藩内掌握实权。1864年,山内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板垣目睹惨状,感到不满,认为需要从尊攘发展到讨幕。于是,他在1865年辞去监察职务,去京都求学问,习军事。当时,萨摩、长州两藩正在策划讨幕,经土佐藩讨幕派志士中冈慎太郎介绍,1867年板垣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订立了萨土讨幕盟约。但当时土佐藩内部情况复杂,主流派持“大政奉还”论。板垣等人回到藩内专事军事改革,等待时机。
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西乡隆盛敦促土佐藩出兵。土佐藩在板垣等人的推动下,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退助率兵千名于1月底赶到京都。土佐军归东山道先锋总督统辖,板垣任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于日本本州中部地区,当年3月进入江户。后又转战东北地区,参加攻打东北强藩会津藩的战役。 当时围攻会津藩若松城的政府军是萨摩、长州、土佐的三藩联军,***约5,000人。板垣指挥的土佐800藩兵是攻城的主力。攻城时,板垣本来预料会遇到会津藩的顽强抵抗,并下了葬身若松城下的决心。3,000名会津藩兵确实也曾奋起抵抗。政府军打了一个月,才攻陷城池。板垣事后追述: “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9月,攻陷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投降。至此,戊辰战争结束。板垣作为一员武将在戊辰战争中崭露头角,为明治维新立下了战功。 明治政府最初的官制，设置总裁、议定、参与王职。总裁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就任，总理国政；议定由皇族及诸侯就任，参与由推行维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显示当初朝廷和雄藩联合政权的特征。翌年，因政体书的公布，太政官制的设立而作废。，并受赏赐永世典禄一千石。1870年板垣返乡，为高知藩大参事，实施藩政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板垣上京为明治政府的参议依太政官制而设置的政府重职。由左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构成太政官。1871年废藩置县后，大政官构成正院，补佐大臣，参与大政，成为辅翼天皇的重臣。参议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实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这时，当权派的岩仓具视 、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国，而成为所谓留守政府（外出不在称为留守），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参议，即纷纷起来主张征服朝鲜或远征台湾地区，争论的结果，经朝廷决议先行征韩。西乡认为，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征兵制度、以及其他剥夺士族特权的各种改革，必须以征韩的军事行动来安抚士族的不满，他企图以外征得胜后的军事余威，回过头来夺权改造国内政治，树立士族为中心的军事独裁政权。他的思想，以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思想的蓝本。板垣也认为应该以征韩来满足士族的要求，并想利用此一机会在国内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以打破萨摩、长州等藩阀的垄断政治。因为，自从1871年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中央以后，以旧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出身者，结成朋党，构成派阀，独占中央政府的实权，相对地，土佐和肥前两藩出身者，仅给与伴食的地位。他主张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并以幕府末年以来所形成的公议舆论思潮和西洋的自由民权思想作为工具，故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
不久，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实权派回国，他们洞悉西乡和板垣等的意图，即以内治之急而坚决反对征韩，终于推翻先前的征韩决议。日本史称征韩论者为急进派或武断派，而反征韩论者为保守派或文治派。
其实，两派的意识形态，是形异实同。当时，实权派之主张内治和反对征韩，只是惧怕西乡和板垣等乘机增加其势力，恐其有割据不听朝廷指挥，甚至发动政变的危险。早于明治维新的第2年，当权派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即曾策划征韩，其目的在将诸藩兵力转向对外战争，以巩固中央政权，但又恐在废藩前征韩，将使诸藩坐大，故未付之实行。可见当时保守派的反对征韩，并不是真正爱好和平而讨厌武功的。在征韩论争议的胜负决定后，于 1874年4月，反对征韩论的文治派，即创意实行台湾征讨。其理由是，台湾征讨比征韩不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军费也较节省，一方面可迫使清朝承认日本领有琉球，进而有窥伺占领台湾的机会，另一方面并可积极的准备在韩国及中国大陆发展的阴谋。其后，实权派强化官僚独裁体制后，即策动江华岛事件，接着便迈向甲午战争。这充分证明当时的征韩论者和反征韩论者，或武断派和文治派，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权力斗争的权宜之策和时间的先后而已。
倡议征韩论失败的参议西乡隆盛，旋即下野回萨摩故乡，集结士族，开设私立学校，建立军阀势力，待机夺取政权。
其他征韩论失败的参议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也连袂下野，组织爱国公党，并于1874年1月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爱国公党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从此，日本的政界，官僚派和民权派，壁垒分明，开始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 《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是了解板垣等民权扩大论者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特译出其全文，以飨读者。
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国家土崩瓦解。臣等爱国之情不能自已，乃讲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撰议院耳。如此，则有司之权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请逐次陈之。
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是天下之通论，实不待臣等喋喋赘言。故臣等窃愿，有司亦不抗拒此大理。
今拒立民选议院之议者曰，我民不学无识，未进开明之域，故今日立民选议院应属尚早。臣等以为，果真如其所言，则使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即在立民选议院。何则，今欲使我人民学且智，而进于开明之域，即应先保有其通议之权，使之自尊自重，而起天下忧乐与***之气象，使之参与天下之事。如是，人民安其固陋而自甘不学无识者，未之有也。而今自待其学且智、自入于开明之域，是殆等待百年以俟河清之类。论者甚且谓，今遽以立议院，是不过集天下之愚。噫，何其自傲之太甚，而蔑视人民如斯乎?有司之中，智功固有过人者，然又安知无学问识见并未过人者?盖天下之人，不可如是蔑视，若可蔑视，有司亦岂非其中之一人乎?然则，均是不学无识也。仅为有司之专裁与张人民之舆论公议，其贤愚果如何。臣等谓，有司之智视之维新以前，必有所进者。何则，人之智识，亦必因其有所用而进。故曰，立民选议院，是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且夫政府之职，其宜以为目的者，在使人民得以进步耳。故草昧之世，野蛮之俗，其民勇猛悍暴，而不知所从。今我国既非草昧，而我人民之顺从，且为过甚。然则，今日我政府宜以为目的者，乃立民选议院，使我人民起勇往敢为之气，并知分任天下之义务，而得参与天下之事，则阖国之人，皆同心焉。
夫政府之强，何以致之，天下人民皆同心也。臣等不必远引旧事证之，且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以验之。我政府之孤立何其岌岌乎危哉，而我政府之变革，天下人民为之忧乐者几何?实不啻未为之忧乐也。天下人民漠然不知之者，十居八九，唯惊于军队之解散耳。今立民选议院，则政府人民之间，真情融通相***，合为一体，国遂以强，政府遂以强。
臣等既就天下之至理究之，就我国今日之情势言之，就政府之职责论之，及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验之，则臣等愈笃信臣等之说，切谓今日使天下振起之道，唯在立民选议院，张天下之公议而已。至其方法等之议，臣等不必在兹言之，盖十数张纸不能尽之者也。但臣等窃闻，今日有司籍持重之说，事多务因循，视世之言改革者为轻率改进，而拒之以尚早二字，臣等请辩之。
夫云轻率改进者，固非臣等所解也。若以事出仓卒者为轻率改进，则民选议院乃事出郑重者也。有司各部省不知，而变更之际，诸事失本末缓急之序，以彼此之措施不相类者为轻率改进，是国无定律，有司任意施行也。有此二者，适足以证可立民选议院。夫改进者，天下之至美，事事物物均非改进不可为功，然则，有司不能罪改进二字，其所罪者必止于轻率二字而已。
轻率二字，与民选议院未相关涉也。尚早二字于立民选议院，臣等不独不之解而已，臣等之见且与之相反。何则，今日立民选议院，尚恐有待时日，而后始期至于完备。故臣等一日唯恐其立之晚，故曰臣等之见且与其相反也。
有司之说又云，欧美各国今日之议院者，非一朝一夕设立之议院，其进步乃渐以致之者。故我今日，不得卒然效之。夫进步以致之者，岂独议院哉?凡学问技术机械皆然。然彼积数百年之久以致之者，盖前无成规，皆自行经验以发明之。今我择其成规而取之，奈何不可企及耶?且必待我发明蒸气之理，然后始得用蒸气机械，必待我发明电气之理，然后始得架设电线乎?政府应可下手从事也。
臣等既已辩明今日我国所以应立民选议院，及今日我国人民进步之程度堪能立斯议院，则有司之拒之者不得有所借口矣。立斯议院者，乃欲伸张天下之真理，立人民之公论通义，鼓舞天下之元气，以上下亲近，君臣相爱，使我帝国振起，保护其幸福安全也。请予择之为幸。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上卷，19?24页，日本雄辩曾，1928年。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之发展》，10?13页，雄鸡社，1948年。
此一建白书，旨在攻击政权还于有司，即萨长藩阀的专横，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赏罚偏颇不正，言路蔽塞而受压迫，人民的困苦无告，并指出其拯救之道，唯有伸张天下的公议，而设立民选议院。并对议院设立尚早论，加以逐次反驳，申明设立民选议院，政府和人民之间，真情才能相互融通，合为一体，国家始能强盛。这是正面向官僚派专权挑战的一大文献，为日本民权运动与国会创设运动的先声。此建白书一出，朝野赞否两论沸腾，那些被政权所排挤的士族，本来就愤懑于藩阀有司的专横及民权的屈枉，即举双手赞成，仰望自由民权光芒的来临，盛赞板垣为救世主。然而出仕官内省的加藤弘之，则以为民智未开，时期尚早，而反驳民选议院的设立是一种空疏的理论，不切实际。 板垣等在提出建白书前后所组织的爱国公党，也是日本政党的萌芽。当时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以天下政治为使命，而想要和向来的私党或朋党区别而来。但严格地说，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近代政党，而属名望家政党，的性质，是站在“维新功臣”的立场上,想使豪农巨贾“姑且独自保有权利”,即“上层民权论”,或称“士族民权论”。因为当时的党员都是显赫的士族，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望其项背，他们又设立幸福安全社为同志集会的俱乐部。这是名望家层的政治俱乐部，用以对抗掌握实权的藩阀俱乐部。但无论如何，爱国公党确是日本政党组织的嚆矢，并为后来爱国社的前身，及自由党的滥觞。
板垣等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而组织爱国公党之后，未掌权势的士族即相竞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权论，影响所及达于全国各地，藩阀政府不得不讲求镇压的手段。这时爱国公党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过急而参加1874年的佐贺士族叛乱，被捕枭首示众，于是爱国公党就昙花一现地自然消灭了。
板垣见情势不利，同年3月返回其家乡土佐，另行组织一政治团体立志社，募集青年才俊，翻译洋书，研究泰西法制，鼓吹卢梭的民约论、边沁的功利说等，倡导人民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唯有伸张民权，日本帝国始得强盛。于是，不得志于中央，不满藩阀政府专制而垄断政权的志士，云集土佐，受自由民权主义的洗礼，奉板垣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而土佐俨然成为自由民权的圣地，“立志社”的成立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各地方纷纷组织了地方性的政治社团。板垣等向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发出檄文后,各藩来参加者多人。以“立志社”、德岛的“自助社”为中心,于1875年在大阪成立了第一个超越地方的组织“爱国社”,总部设在东京。爱国社通过的“合议书”,***8条,其中规定:社员之间相互和睦,倡导权利和自由,最终“增进天皇之尊荣福祉”,使日本“屹立于欧美诸国之林。” 主张征韩论的多数参议下野之后，明治政府事实上成为大久保利通的独裁政权。但政府集权化的政策，亦否定了士族在传统上的特权，他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历代相传的家禄，军事上因征兵制的实施而夺去其传统武士的荣誉感，故在1876年颁布带刀之禁令时，心理上的屈辱感乃达到极点，于是就拥立西乡隆盛举兵造反，酿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结果兵败，西乡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切腹自杀。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后的以武力反对政府的斗争，其失败也就结束了士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梦想。
当西南军变时，立志社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呼应，而有少数人，以阴谋颠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压制其门生暴动，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书》，以合法的行动，批评政府，并要求早日设立民选议院，奠立立宪政体。
西南战争既然证明反对藩阀政府的运动，不能使用武力斗争，就非改变为言论斗争不可，这给自己民权运动带来新的转机。1878年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时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县的士族，而不见农工商民的影踪。故日本民权论的兴起，是不平的士族对抗藩阀官僚的专权而来，这和欧美的民权运动是因市民阶级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对抗贵族和僧侣的势力而产生，迥然不同。
由于爱国社的再兴，日本乃呈现言论集会的黄金时代，各种政社辈出，而演变成如火如荼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爱国社亦经过几次大会，于1880年3月改称为国会期成同盟会，公开宣称除非达成开设国会的目的，不论经多少岁月，决不解散此一同盟。板垣并亲自乘马当头阵，到各地方游说，展开热烈的全国国民运动。4月27日，向大政官提出2府28县同志8?7万多人所签名的国会开设请愿书。
藩阀政府方面，为了扑灭自由民权运动如火燎原的火势，乃于1880年4月5日发布集会条例，加以镇压，禁止政社之间的联络，拘束演说集会的自由，并讲求封锁言论的对策，但板垣等所率领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激动了日本的六十余州，使政府觉得对于公议舆论的具体化和实现化，亦必须讲求对策，才能安抚民心。于是在1881年10月12日，发布国会开设的大诏说:将期于明治23年（1890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成朕之初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