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什语汉语词典的编纂历程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2012年的4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同编纂的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车洪才记得，那一天带着这本辞书的部分样稿到印书馆时，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一时没有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和他所编纂的普什图语字典是什么。随后的时间，车洪才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多次沟通。编辑让他放心，词典已经通过选题。

2013年6月，车洪才和另一位词典编纂者张敏陆续补充一些新的词条，此外，他还将自己编纂词典时使用的普什图语软件刻入光盘，一并交付给商务印书馆。词典出版的合同签订时，当年参与过一段时间编辑工作的宋强民已经去世。辗转取得对方家属的委托书后，车洪才代曾经的同伴签下合同。

车洪才看到过一次排版的样本，但他一眼发现顺序颠倒了。由于普什图语书写顺序从右往左，排版和印刷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这本词典词典字数在200多万字左右，属于中型词典，将一册付印。按照合同签订的规定，车洪才获得每千字80元的稿费。

2014年4月，车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这项国家任务始于1975年的全国辞书会议；1978年，受命的商务印书馆将它委托给了车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同编纂的20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经国家还有这样一项工作。

2015年3月，记者从商务印书馆获悉，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和外交官张敏主编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