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的接受美学分析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潜在的文本,都有一个意义不确定的召唤结构。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需要在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展开对话。汪曾祺的小说《指环》是接受美学理论影响下的杰作。研究其文本内容和文学艺术,可以充分证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实现文本意义的过程。

关键词召唤结构;期待视野;水乡;诗化小说;梦

一、呼吁和期望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它的呈现过程,也只在于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或再生产使作品得到完美的表现。

“文学作品有两个层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品的文本,审美极是读者对这种文本的实现。”【1】27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的核心都应该发生在作品的召唤结构与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的互动之中。作品的实际位置存在于文本与读者之间,读者将自己置于文本的历史视域中,并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凭借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等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展开对话与融合。因此,读者接受文本的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是实现文本意义的过程。

作品的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文本中挖掘出来的。在作品被阅读和理解之前,作品只是一个具有相当空白和不确定性的潜在文本,它构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具体活动中,这些空白和不固定点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作品的意义才能生成。

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永远是同一个世界,包括他人的存在。”【2】252这是一个现存的世界,一个由作家在真实而无限的历史世界中创造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生命的存在已经成为基本事实之一,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交汇点上得以展现。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成为不可分割的结构性因素,所有的世界都统一在文学期待、记忆和期待的视域中,以确立作品的意义。

所谓期待视野,是读者在进入阅读接受之前,受主体与客体、历史与当下、自我与他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和期待认知。这是读者对作品的预判和期待,是读者原有的兴趣、经历、修养和理想在具体阅读中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和接受要求的表现。因此,它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往往决定或影响读者接受的方向、层次、水平和效果,因此也可以称为阅读的前理解。

汪曾祺是一位很早就注意到小说主体性开放性的作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一直强调小说“需要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冷静地表达自己”【3】169。他在晚年明确指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读者是自由的,有必要让读者亲近人物。这些观点与接受美学形成了呼应。“汪曾祺认为,作品文本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完成。他信奉接受美学,鼓励读者的参与感。他主张作者在文本完成后可以继续思考,读者也愿意像作者一样继续思考,这样读者既能获得欣赏的乐趣,又能获得思考的乐趣。”【3】170 60岁时,他在《北京文学》第1980期发表了长篇小说《取环》,这是一部在新时期引起文坛震动和读者强烈反响的作品,也堪称美学“留白”和“同构”理论指导下的杰作。

《开火》展现了怎样的生活世界,描绘了怎样的生活意境,留下了怎样的“空白艺术”,其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是否可能重新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范畴来理解和分析它们。

2.水乡、民俗和田园牧歌

汪曾祺说:“小说中描写的景物,不仅作者要看,写出来的人物的眼睛也要看。风景的感觉一定是人物的感觉。离不开人物,只有作家自己的感受。作者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人物着想。小说的色彩、声音、图像和气氛必须与所写的人物相协调。也就是说,小说的每一句话都渗透到了人物身上。写风景就是写人。”【4】175《慈禧太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淳朴民风的水乡小镇,人物在水乡背景中透露出一种宁静淳朴的气息。

水是万物之源,人们的生活也离不开水。对水的迷恋是对生命起源的迷恋,汪曾祺刻在心中的水乡情结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汪曾祺在回答安妮·居里恩女士的问题时说:“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是有水?即使没有写水,也有一种水的感觉。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这是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在水边长大,我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和作品的风格。”【4】217作者的家乡是江苏高邮,水填满了他的童年。他从小就观察运河、船只和捕鱼。自然的水世界成为作者的生命之源,自然也成为其作品的背景和基调。

“美可以自然地引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即一种道德兴趣。以自然美的形式发现美,反过来导致‘大自然创造了那种美’的想法,只要这种想法引起了一些兴趣,就有道德情操的培养。”【2】065自然与人物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耦合,这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然创造。当我们发现自然美时,恰恰是在读者的头脑中有一种美丽的秩序和期待。我们在艺术中找到读者本身,在作品中得到信息的印证。

《受戒》中的明海要去寺庙出家,我叔叔带他过了一个湖。好大的湖啊!然后“穿过一个县城”,“当他们到达一条河时,有一艘船在等着他们。”“所以,明海和小英第一次见面是在水上。”大叔划着划着,只听见船桨划水的声音:‘哇——徐!哇——徐!”“水的节奏在人们的心上跳动。这是一个明亮欢快的早春三月。当我到达涝庵时,“门前有一条河。门外是一个大打谷场。三面有高柳。”后来,“秋子总是往小英家跑”,“小英家像一个岛,三面都是河,西边有一条小路通往蹲水寺”。时间长了,秋子和小英之间开始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秋子常乘赵的船进城,为尼姑庵买香买油买盐。“。闲暇时,赵去划船;忙的时候,小英去,秋子去划船。”明海去庙里,小英划船送他;明海回来的时候,小英摇着船。虽然作者每次都不直接在水中写很多字,但他仍然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清新,自然,和平和直率的性质。水的波动在两个小英雄之间产生了爱的涟漪,水的底色使人们生活在水乡的自然生活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作者的笔下,烧制中的水乡世界不仅如此明丽,而且这里的乡村风情也是如此淳朴宁静。本该庄严肃穆的菩提尼姑庵,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充满世俗尘埃的水水庵,而本该受到清规戒律约束的僧人,如今却在人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庙里没有明文规定,连这两个字也不提。”因为这个地方“人不生病,牛不成灾,也没有闹蝗灾的旱涝灾害,日子过得很红火。”安赵庄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超然世外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他们无忧无虑,和谐相处。于是,在宁静清澈的桃花湖和祥和安宁的风俗画中,明海出现在明亮、干净、勇敢的小英面前,他的生命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他朦胧的初恋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蓬勃,就像。人与自然,人与习俗彼此和谐,即使在充满神圣宗教的仪式面前,也充满了真实和快乐的人性。清新明丽的水乡风光和恬静自然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一首悠扬美妙的田园牧歌。

三。诗心、诗语和诗境

当我们沐浴在《戒律》宁静、轻盈、柔和、舒适的语言世界中时,我们的内心世界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诗意的语言中。当我们读到《受戒》的结尾时,我们会像一开始就发现这部作品的李清泉先生一样拍手称赞,并从心底里惊叹它“美得无可挑剔”【5】215:

芦花只吐新穗。紫灰色的芦苇穗是银色的,柔软而光滑,就像一串丝线。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棍子,它们是红色的,像一个小蜡烛。绿色浮萍,紫色浮萍。长腿蚊子,水蜘蛛。野生荸荠有四瓣小白花。惊起一片绿堆(一种水鸟),擦着芦苇穗飞走了。

在被祝圣后,明海和小英子这对水乡儿女再也无法掩饰他们的爱情。明海拼命划水,小英子开始进攻爱情。从安静的提问到大声的回应再到安静的对话,芦苇丛中的景色变得欢快起来。长短不齐,奇偶多变,构成了一种抑扬顿挫、悠长的节奏和韵味。无论是芦苇穗、浮萍和野生菱角花的颜色和形象,还是庄青“拍打陆璐”的声音,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语言本身是艺术,而不仅仅是工具”【4】166。它不仅使我们感受到自然世界的简单语言所带来的强烈诗意,而且使读者充满期待和预示主角命运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充满诗情画意,崭新的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意境,在《诫》中充满了这种审美倾向。作品强调的不是情节,而是意境,不是人物,而是观感。尝试一个场景描述:

晚上,他们一起看田——涝庵收的租来的稻谷也在田里晒。他们并排坐在石磨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鼹鼠叫蚯蚓,就把蚯蚓叫“寒蛇”。听旋转的女人旋转,“沙子-”,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空中的流星。

这里渲染的气氛几乎是空灵而虚幻的,在诗意的幻觉和现实之间有一种浪漫和光明,这也透露着戏谑的欢乐和美好的精神体验。

《受戒》几乎是一部没有明确情节的诗化小说,这是汪曾祺小说从情节模式到情感模式的革命。“作者侧重于某种气氛的渲染和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和物成为‘背景’,背景成为‘前景’。”【3】159这种诗性倾向与作者“气氛即性格”的美学观不谋而合,证明了作者“小说家的气质也是诗人的气质”的理想追求。因此,《取经环》对人物的刻画往往是寥寥几笔,突出了其在特定氛围中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人物与氛围成为一个有音有声的整体,具有不同的历史感和立体的生活感。

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受戒”的写法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充满了抒情色彩和风情。作品开篇就描写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明海出家、寺院里的诵经声、寺院僧人的闲适日子和平凡生活,以及年轻僧人的情歌。接着,介绍了小英一家在水乡的生活,农家的勤劳善良,打谷场上青蛙的呱呱叫声等。似乎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自然的情绪充满了平和的生活意境,人物的内心命运与干净的文学语言交织在一起,在看似不起眼的内容中具有强烈而冲动的生命力。

《十诫》的语言没有经过润色和夸张,而是贴近口语和生活。连人物的对话都清脆工整,非常珍惜。让我们来看看明海和英子初次见面时的对话:

秋子听到有人和他说话。是那个女孩。

“你要去涝庵出家吗?”

秋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疤呕!你不怕吗?”

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所以她含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

“明海。”

“在家吗?”

“名字是秋子。”

“秋子!我叫小英!我们是邻居。我家就在水水寺旁边。——给你!”

小英把吃剩的一半莲蓬扔给了明海,小明剥开莲蓬的壳一个一个地吃了起来。

一个腼腆而被动,一个活泼而主动,言简意赅之间可见他们的单纯与机敏,率真与率真。“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在每个人面前被提升到一个意义域,每个能读懂它的人都同时参与了这个意义域。”【6】507在字里行间,读者自然地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极其普通的对话就像听到了声音,看到了人。在平凡的语言中,生成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和魅力。正因为如此,即使小说的情节空洞,语言诗意,它仍然保持了小说的丰富特征。

四。童话、梦想和人性

按照传统阅读的期待,汪曾祺的“受戒”自然会让人认为,既然出家了,就需要遵守和尚的清规戒律,比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吃肉、不撒谎、不道德等。然而,小说的生命形式存在许多悖论,僧侣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在挑战所有的约定俗成。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重复他们如何杀人,偷窃,喝酒和吃肉,即使是一片情欲,也足够强大。他们不仅将来要结婚,而且还可以在寺庙里娶妻。就连殷珊寺的住持都有一个小老婆,而一场火焰过后,就会有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小媳妇失踪。汪曾祺说:“我认为僧侣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作为人,世俗的欲望并不缺乏,只是表现方式不同。”【4】206在他的作品中,一幅平和质朴的生活画面和一幅清新淡雅的自然风光编织出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童话世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自由奔放的生活状态。

姚斯认为,“如果文学文本首先需要一个答案,或者如果后来的读者首先在其中寻找答案,这绝不意味着作者本人已经在他的作品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本文的这一回答特征提供了过去的作品与其后来的解释之间的历史关系。它是一种结构模式——从它的接受角度来看,它在作品本身中不是一种恒定的价值。”【7】87上文提到的文末对芦花荡的描述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作者用诗情画意的《芦花荡》来暗示明海和小英之间的美好爱情,这本身就是对规训的否定,是自然生命率真自然的反映,是从“受戒”到“破戒”的生命赞歌。读者期待的答案或意义在矛盾和纠缠中获得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或思想洗礼,正是作品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在最后的署名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1980年8月12日,我写下了43年前的一个梦。”

这是什么梦?四十三年前是什么样的梦想?这个梦现在重现了吗?作者自己说:“我是四十多年前以一个80年代人的心情写的。《受戒》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各种情感的总和。”【4】207我们无法猜测汪曾祺在新时期重返文坛的真正意图是什么。40多年过去了,这个梦想依然存在。难道只是作者所说的“对初恋的一种模糊的爱情感觉”?根据作者自己的介绍,他的生活中确实有一个赵家人,小英后来在王家给弟弟当保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爱的感觉”又该如何描述呢?而且,80年代的感情变化大吗?你是怀念还是期待当时的当地生活,还是有其他的尝试?这些阅读期待再次击中了读者的灵魂。

在汪曾祺有了写作的冲动之后,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当时没有回答,只是有点激动地说:‘我要写作!我必须把它写得漂亮、健康、有诗意!”写完后,我说:‘我写的是美和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4】207不难看出,即使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者的头脑中仍然保留着他在童年时所期望的没有扭曲、束缚和压抑的爱和人性。1980年,作者60岁。四十三年前正好是明海出家四年后的年纪。这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作者的别出心裁。在一个天真、善良和太多梦想的时代,生活总是如此丰富多彩和美丽。生活的命运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否受到了外界的干扰和困扰,需要读者重新认识。至于汪曾祺,他用小说发掘人身上美好的诗意,肯定人性的价值。这是一个梦想的期望,也许这只是一个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想法。在汪曾祺的《受戒》中,不仅寺庙里的一群和尚如此自由,而且小英一家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从寺庙中的赵庄到殷珊寺,从大地到佛教,它们都展示了情感和欲望的自然宣泄,以及这个世界和未来的自由和纯洁。这极大地丰富了人性的健康和审美的愉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命境界也无非是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

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理解某篇文章时,这篇文章中的意义会吸引我们,就像美吸引我们一样。”在我们能够唤醒和检验这篇文章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这篇文章的意义已经发挥了它自己的作用,它已经产生了吸引人的效果。”【6】634作为读者,我们无法摆脱所有的前理解,但随着理解的深入,所有的前理解都会有新一轮的重新理解。鸣海和小英子之间的爱情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成长和发展,并最终在鸣海的故事中释放了打破戒指的愿望,并找到了精神避难所。面对爱情,人类的生命形式具有原始野性的原始力量和追求生命之美的热情和勇气。这是一种圣洁而朴素的生命力,是自然之美与生活之美的一种同构与契合。

动词 (verb的缩写)愿景和会议地点

埃塞尔说,“读者的角色是由三个基本内容预先构建的:本文所展示的不同视野,读者从中综合这些视野的优势,以及这些视野交汇的交汇点。”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视野,另一个是会面地点。文学作品的构思是为了传达作者的思想世界,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时往往会接受和交织不同的文本视野,包括叙述者视野、人物视野、情节视野和虚构读者视野。当这些视野汇聚于一处时,相遇的地方就会产生作品的意义,作品回应的效果才能真正获得。

简单地理解一部作品的文学意义是片面和狭隘的,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而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特征,以及作者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作品群体。读者不仅是提问者、思考者,也是回应者,在提问和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倾听答案。一部作品第一次被读者接受,所调动的阅读期待也随着读者的阅读理解而不断变化。作品的意义会通过代代相传的接受链条不断丰富和充实,其审美价值也会在读者的理解过程中得到印证。

因此,汪曾祺的《诫》一方面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与作者的人生经历、人生哲学、文学精神和思想风格密切相关。王先生的小说创作横跨20世纪40年代至80、90年代,在当代文坛出现了一种“异质性”现象,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只取其言传,难以理解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风格。最基本的事实是,既然作者自己在43年前提到了这个梦,它自然与他年轻时的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也与他早期的小说《冰夷》有着上下文联系。而且,他说:“这部小说怎么样?我觉得这有点像《边城》。”【4】207联想到沈从文先生下的作者,在创作的潜意识中,是否与沈从文先生有很多跨语境和风格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作者发表了大量以家乡高邮旧社会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我们更有必要共同探讨它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大闹天宫》等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弃。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是天然的,跨越这一历史时间距离只能通过地平线上的对话来完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作品的潜在意义永远无法被读者充分认识到。“在艺术的历史传统中,过去作品的连续生命可以激发新的理解,并让过去和现在的对话重新开始,不是通过永久的问题或永久的答案,而是通过问题和答案、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动态阐释。”【7】88读者的阅读视野需要不断拓展和修正,这样才能在与作品视野的对话中不把自己局限在作品的框架内。不断扩大阅读理解的范围,研究作者的作品,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途径。

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一部作品,同样的文本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读者阅读和理解后会有不同的含义。汪曾祺《诫》的潜在意义将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第二次阅读将产生与第一次阅读不同的阅读效果。有人说这是悠闲的田园牧歌,也有人说这是冲锋的号角;有人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避难所,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诗意的存在;有人说这是新现实主义,也有人说这是文学先锋;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也有人说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作。所有这些都表明,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说什么,以及它的召唤结构和意蕴。

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读者的阅读理解过程中,总会出现跨越时间距离的阅读对话。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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