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的替僧是谁

鲍文亭，原名鲍天华，字文亭，后以字行，祖先本是汉族，清康熙年间先祖鲍海从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鲍家庄迁居关外，落户今天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因该地及周边蒙古族人家居多，为便于扎根此地，鲍海将两个儿子改为蒙古族，鲍文亭就是鲍海长子保音?武达的后代，清道光年间出生，也沿袭了蒙古族的身份。

鲍文亭身世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在兄长夹过着艰苦的生活。年纪稍长，鲍文亭产生弃俗出家的念头，胞兄没能挽留住，只好任其出家。鲍文亭信仰佛教中的黄教，身穿黄袍，他拜师后刻苦学习佛经，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练心志。高僧们见他“素具灵根”，遂保送他到北京嵩祝寺接受高级培训。鲍文亭在嵩祝寺内，学习精神一如从前，深得僧众信服。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鲍文亭处理得当，显示了他独到的智慧，获得胜诉，从此确立了声望，经过刻苦修炼，成为嵩祝寺的“札萨达克喇嘛”（主持僧）。后来，适逢光绪皇帝在北京各大名寺中遴选替僧，鲍文亭相貌堂堂，佛理精神，礼仪周到，生辰八字又和皇帝相生，因此被荣幸地选为替僧。每逢皇家庆典、节日，鲍文亭就率众僧到故宫宗政殿，举行诵经修法活动。

鲍文亭被尊称为“鲍喇嘛”， 喇嘛是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除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作为皇帝替僧，鲍文亭除了能享受到固定的“喇嘛钱粮”之外，还有很高的“格外恩遇”，地位不亚于蒙古王公。鲍文亭在做替僧期间，广泛团结蒙古族信教群众，和一些蒙古贵族也有所交往，成了京城中蒙古族各界的代表性人士之一。

鲍文亭经济富足，过着优越的生活。除了朝廷的供给保证外，鲍文亭还经常接受王公后妃和大臣们的“格外礼遇”，每次法事活动归来，鲍喇嘛都能有收到许多赏赐。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出身贫苦人家的鲍文亭，在发达后把积累的个人财富捐赠出来，无偿资助在家乡创办学堂，兴办教育，造福乡梓。

1898年，光绪皇帝为救亡图存，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广泛创办新式学堂。鲍文亭深有***鸣，作为皇帝的替僧，他主动响应这一新举措，决心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鲍文亭的家乡那时属于热河管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教极不发达。鲍文亭将多年积蓄的四千两白银托人送到家乡三角城子村，委托侄子鲍生春为办学堂长，鲍如伦为帮办经理，建起校舍十多间，聘请教师数名，办起了一所两班型初级小学，以后办学规模又有扩大。办学剩余的钱款，鲍文亭也有安排，即让鲍家子侄将其全部置田贮粮，举办“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规定，接济贫者不收利粮。

后来，鲍文亭了解到，初小毕业的学生只能算完成“启蒙教育”，在周边无力升学，学的知识容易荒废掉。鲍文亭有感于此，又捐出白银一千两，就地设立高等小学，继续延聘教师，购置教具和教材。初小毕业的学生可直接升入高小就读，无需再考试。最惠民的是，这所小学对学生不分贫富，一律免收学费，因此受到周边群众的拍手称快，不长时间就招生200多人，很大程度提升了附近村民的文化水平。

鲍文亭创办的两等小学校，因为鲍家子侄经营有方，能自给自足，一直开办到“九一八”事变。日伪时期，伪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才使得该校由民办改为官办。

鲍文亭办学的义举远近闻名。不仅家乡百姓感恩，连旅居京城的绅士也解囊捐款。如当时一位原籍黑龙江绥化的叫李青山的人，闻知鲍文亭创办义学，深为感动。以前他受过鲍文亭的帮助，此时主动捐献白银一百两用于支持鲍文亭在家乡办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皇帝亲自降旨嘉奖鲍文亭，赏赐封号“莫尔根绰尔济”，即汉语“智慧大法师”，并旌奖鲍文亭在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也闻知了他倾财办学的事迹，为鲍文亭题写了“好善乐施”横额，后来刻立在牌坊上。遗憾的是，当年修建的鲍文亭功德牌坊在“文革”时期遭到毁坏，慈禧太后题字的横额一分为二，牌坊的石柱、石旗杆等构件被推倒在地，目前这些牌坊残件还保存在当地，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那块弥足珍贵的慈禧太后题字横额的背面，刻着鲍文亭的生平简介和办学事迹，***有320余字。记文作者是崔国光，立牌坊时是锦西县劝学总董（教育局长），当时锦西刚刚设治，崔国光就为此牌坊撰写了记文。崔国光后来担任台安县县长，除了撰写记文，崔国光还怀着崇敬之情为牌坊题写了两幅楹联，分别刻于石旗杆、牌坊门柱上。其中，石旗杆上楹联的文字是：正气严严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而石牌坊立柱上楹联的文字则有些白话意境：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植故乡佳子弟。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旧谜团。

可以说，崔国光的文字高度概括了鲍文亭一生的功业。这座牌坊几经曲折，1911年才最后竣工。而当牌坊立起来时，鲍文亭已经不再是皇帝替僧了。

原来，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日驾崩，鲍文亭失去了知遇之人，替僧身份也随之解除。此后，鲍文亭仍在嵩祝寺担任主持，随着国家内忧外患加剧，他心情忧郁，加上年事已高，后来圆寂于嵩祝寺内。

由于史料的散失，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考证鲍文亭的确切生卒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地方史上的缺憾。据说，鲍文亭圆寂后，灵柩从北京抬回家乡安葬。当时，两地路程相距近千里，况且京奉铁路已经通车，为什么还要将鲍喇嘛的灵柩抬回家乡呢？原来，佛教界众喇嘛把鲍文亭看成是“取得了正果的佛”，认为他是随皇帝而走，属于“伴驾”而去，因此纷纷甘愿出力，虔诚地将法师灵柩抬回故乡，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大礼。鲍文亭的灵柩运送途中，每经过一地，经常有地方官摆供拜祭。其实，鲍文亭多年来积累的人格威望才是圆寂后获得哀荣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