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原著里写的道教天庭就那么弱么

《西游记》对于佛道二教，一般在学界有四种观点：崇道抑佛、崇佛抑道、不抑佛道、抨击佛道。

一

崇道抑佛者认为，《西游记》中的“真经”是脱胎于道教内丹经书《真经歌》中的“真经”，其实质就是道教内丹学中的“真金”(即元气)。理由如下：

——二者本来都没有字；

——都是一部***5048卷的大藏经；

——都是大乘佛经；

——都与“造化”有关；

——都能度人成佛成仙。

这一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赞成，这些人将《西游记》取“真经”的过程看成道家炼丹的一个生活化实例。这是从崇道的方面入手的。

也有直接论述抑佛的。仅从人物形象看，《西游记》中唐僧是个窝囊废，“脓包”(悟空语)。不仅没有丁点儿法力，更没有丝毫的英雄气概，他懦弱、愚昧、懵懂、偏执。缺乏主见，耳根又软，喜听奉承和谗言。他面对妖怪的袭击万分恐惧，要么是啼哭不止，要么是瑟瑟发抖。他怕的是死，惧的是回不了长安。他担心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到头来不仅取不来真经，反而会白白丢掉性命，对于取经他没有多大的信心。遇到困难他不是眼泪婆娑，就是跌足叹息。一切都要依赖悟空，但如果悟空不合他心意了又会使出杀手锏来加以制裁。

二

但有人认为，《西游记》中有意无意的扬佛抑道，是非常明显的。最典型的就是浓墨重彩地描写道教至尊玉皇大帝及其形形色色的天兵天将，被初悟道的孙悟空打得人仰马翻。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虽将其擒住，但最后还被悟空蹬倒八卦炉，太上老君也被他“一捽，捽了个倒栽葱”，至此，道教的权威被一个小小的泼猴搅得威风扫地，在万般无奈时只有清佛祖。在佛法无边的面前，孙悟空连翻多少个筋斗也没有逃出如来的掌心。最终被镇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综观全书，这一说法似乎有理有据。万寿山五庄观的镇元大仙，是“地仙之祖”，但只能与孙悟空称兄道弟。他法力无穷，但仍比观音菩萨略逊一筹。黑风山熊罴是个道教信徒，其同党就是道士。车迟国国王和比丘国国王都是迷信妖道，或者迫害僧尼，或者欲食小儿心肝。乌鸡国的青毛狮子精、木仙庵的树精、盘丝洞的蜘蛛精、黄花观的蜈蚣精等都是妖化为道。相反，尽管佛教中也有出了败类或妖魔，如偷袈裟的老和尚、小雷音寺假佛祖等，但不仅数量远小于道教妖魔，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总体不大。

三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佛道是相容而***生的，两者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比如：

——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扛不住，就去请如来佛；

——教孙悟空法术的师父须菩提祖师，本是一个佛教人物，却又“说一会道，讲一会禅”，更多的以道士形象出现；

——孙悟空、猪八戒是佛门弟子，作者又常常以金公、木母这种道教色彩浓烈的词汇称呼；

——孙悟空偷吃人参果后又与镇元子结为兄弟等等。《西游记》里佛道二教融合得亲密无间，两个不同的宗教系统却又和谐地构成一个统一的神话世界。

四

甚至，还有人认为，《西游记》对佛道都有强烈的抨击，说《西游记》的主题是——揭露政权和神权结合下的社会黑暗。

佛道二教犯下的罪过随便列几条：

——唯我独尊，肆虐苍生。上天动不动就发怒，如七十八回玉帝供桌不慎被推到，招致三年大旱。

——纵妖下界，祸害苍生。取经路途上大部分为祸一方的都是佛界的或是仙界的，有菩萨、寿星、坐骑等等，以致孙悟空一遇妖魔就驾起筋斗云，取经如来、菩萨，或是直登凌霄宝殿找玉帝。这样描写，正是为了揭露妖魔在天上的后台，为读者展示社会灾难的根源之所在。要是没有悟空的抗议，这些佛道界的妖魔也许不知还要祸害多少老百姓。

——包庇妖孽。那些来自佛界或仙界的妖魔，被制服后往往得到宽恕，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反对者说这是佛教宽大慈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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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西游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仪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种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鲁迅先生认为《西游记》并未宣扬佛道，里面涉及这么多佛道的内容，只是宗教故事长期流行于世所致。

但不管怎样，在《西游记》在神奇瑰丽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黑恶现象的不满，进而给予了严肃的批判。

作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神圣威严的天宫和地府，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而他与魏征又是“八拜之交，相知甚厚”（第十回）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得以延年二十，还魂阳世。乌鸡国那个狮猁怪，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就仗势欺人，不但霸占王位，害死国王，而且使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 (第三十七回)，一个国王尚且有如此经历，黎民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唐僧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天“极乐世界”时，却因为“不曾备得人事”，被阿傩、伽叶二尊者“掯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了出去。书中写道：“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更可气的是如来的话语：“佛祖笑：‘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止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来子孙没钱使用。” (第九十八回) 从这里，我们一眼可知贪腐的源头是在哪里。

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作品也大胆的给予无情的讽刺和揭露。车迟国的那个国王，根本不懂为君之道，是非不辩，宠信奸佞，把邪道奉为国师，是个十足的昏君。胡适先生考证的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恰好经历了嘉靖朝的昏庸政治。我们把车迟国王和嘉靖皇帝比一比，就不难发现，这位国王的一言一行，就是现实中崇奉道教，自号什么“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璁的一面镜子。

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1521—1566），当时文有杨廷和、海瑞，武有俞大猷、戚继光，朝中不乏能人志士，但嘉靖帝对内不修朝纲，不问政事，任由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对外疆界荒芜，武备松弛，使得倭患不断，黎民涂炭。而他自己的主要兴趣和唯一志向仅仅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书中描写的其他帝王也好不到哪去：比丘国王受妖道蛊惑要拿小儿作药引；宝象国国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与黄袍怪“认了亲眷”；乌鸡国国王同青毛狮子精“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即便书中备受称誉的凤仙郡郡侯，也只是个不能齐家（连妻子也管不好）、不能治国（纾解民困）窝囊废而已。

人间的帝王或崇信邪道或沉迷女色，多是昏庸无能之辈。那么天上的玉帝呢？这个庄严的偶像，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贤愚莫辩，专横独断人物。一方面，他对待孙悟空这样的造反者，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对黎民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例如对凤仙郡里的那些顺民，因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己之私怨，迁怒全体人民，三年不雨，把人往绝路上逼。书中借凤仙郡郡侯之口描绘了凤仙郡民的惨状：“一连三载遇干旱，草子不生绝五谷。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而玉帝的暴行却看不到尽头：“有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一只拳大之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嗛那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餂那面吃。左边悬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金锁，约有一尺三四寸长短，锁梃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等鸡嗛了米尽，狗餂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梃，那方才该下雨哩。”这是何等残暴的统治，不给人民一点出路，却还要假仁假义的美化自己的恶行，厚颜无耻的自称“公平”（第八十七回）。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真面目。

《西游记》尽情地嘲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揭露了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等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也对当时社会上的地方强梁以及东、西厂、锦衣卫特务等黑恶势力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大多是当时社会中欺压良善，危害人民的社会黑恶势力的写照，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撕破，赤裸裸地摆放在我们面前。取经途中，几乎每一座山都有妖精或者是强盗，他们占山为王，祸害一方。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在平顶山占山为王，抢劫过往客商；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吃摆渡过河的客商，见了唐僧还要吃唐僧肉；波月洞里的黄毛怪，抢了国王之公主，霸占为妻；牛魔王夫妇控制了火焰山的地盘，因收不到保护费，就不让下雨，导致连年大旱，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尽管《西游记》的作者充分驰骋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把读者引向远离尘俗的神魔世界，但细细读来，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作者想象的翅膀飞得再高也没有离开的现实的土壤。西游记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展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基本都有其真实的身影。“不论是作者精心构建的神魔体系，还是众神佛妖魔的形象特征，都是现实社会的折光与投影。”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游记》依然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把西游记里的人物关系和当今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一对比，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神话，分明是现实题材的一部大戏。作者酝酿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与现代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不论是神，是魔，一旦置于作者所构建的体系之中，它们的行为便都显得“人化”了。其相互间的关系，越看越近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对书中人物的讽刺和批判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恰如鲁迅先生所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实有的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