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和《永别了，武器》两篇作品主人公分析
提亚哥是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第八十五天好容易捕到了一条很大的马林鱼，可是大鱼拖着小船向北游去，老人费了很大周折，结束了他的性命。返航途中引来了凶恶的鲨鱼，经过和鲨鱼三天三夜的搏斗，结果这条大鱼还是被鲨鱼吃掉，只剩下一副鱼骨架。他失败了，但他的力量从肉体到精神都完美地体现了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种崇高与伟大。肉体虽然失败了，然而精神和意志却获得了胜利。老渔夫在同鲨鱼搏斗中却表现了非凡的毅力，他的劳动人民“硬汉”性格经过这次搏斗，就象琢磨过的钻石一样，更加光芒四射。作品用象征的手法说明现实世界的残酷无情，但人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
分析：桑提亚哥这个“硬汉”形象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英雄形象。海明威对创作主张关心人的命运和人在命运面前所持的态度。他认为“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而这场斗争永远不可能获胜。”他说，人生中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被说明，被改善，被挽救，所以也不可能真正提出会解决什么问题；但人完全可能也必须驾驭自己，在不可测度的人生厄运中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和风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认为桑提亚哥这个硬汉形象是对孤独和苦难的赞美；有人说在于表明劳动者求生之艰难；也有人把它看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回声。实际上塑造这个形象是为了表明作家海明威的人生观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侧重从哲理的角度最大限度的表现人面对厄运和暴力所激发出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力量。作家正是通过这位普通渔民英雄的悲壮经历和顽强不屈的气概来表现下层劳动者对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倔傲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桑提亚哥这个硬汉形象正是人类进取精神的象征。
小说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写成的。故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奥地利前线展开的。作品广泛描写了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硝烟弥漫和血肉横飞的战场、野战医院里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大溃败的狼狈景象、和平居民的逃难场面、阴雨连绵的天气、士兵们的厌战和反战情绪等等。在这个背景上展示出主人公亨利·腓特力中尉的经历和性格发展的过程。
秋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子已经掉光，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水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村里样样东西都是湿的，都是褐色的，触目秋气沉沉。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兵士们的披肩尽都淋湿，全身满是烂泥……一片萧索的景象，令人无限惆怅。
美国青年亨利·腓特力原来在意大利学习建筑，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意大利军队，被授予中尉军衔。他指挥一个汽车救护队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临近前线的哥里察小镇。头年夏天，意大利军队打了几场胜仗，战局有所好转。腓特力中尉在米兰度过一段假期之后，回到驻地。只见十部汽车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长长的车棚下，司机们正在忙着检修。他检查了每一部车子，对一切情况都相当满意，暗自想道：“我人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病伤士兵到分类清理站，然后根据病伤员的文件，运送入医院，这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同腓特力中尉住在一起的意大利军医雷那蒂，不久前认识了设在小镇上的英国医院的护士巴克莱·凯瑟琳小姐。腓特力休假归来后陪同雷那蒂到英国医院去看她。巴克莱小姐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灰色的眼睛，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腓特力觉得她长得很美。巴克莱同腓特力见面时手里拿着一根类似儿童玩具马鞭一样的细藤条。这是她的未婚夫的遗物。她的未婚夫同她订婚已八年，一九一五年参军到前线，不久前在法国战线阵亡了。
在返回住处的路上，雷那蒂对腓特力说：“巴克莱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这是很清楚的。”从此以后，腓特力经常到英国医院去拜访巴克莱。一次，他回到住处，躺在床上的雷那蒂望着他，说道：“原来你和巴克莱小姐的关系有进展了？”腓特力答道：“我们是朋友。”其实腓特力很清楚自己和巴克莱的关系。他“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一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用的不是纸牌，而是话语”。
一天下午，腓特力中尉奉命率领四部汽车开往指定地点。当天夜里将要发起进攻，救护车队将要往医院运送伤员。来到前沿阵地以后，腓特力中尉下令把汽车隐蔽在附近的一座破砖场里，然后坐在掩蔽壕里待命，同四名意大利司机谈论起战争来……
外面天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峰间晃动着。炮弹不断飞来，在外面爆炸。掩蔽壕里，砖头和泥土像下雨一般地往下坍落。腓特力和司机们正在进餐，吃着通心粉和奶酪。突然一颗战壕臼炮的炮弹落在掩蔽壕里，只见一道闪光，先是白后是红，接着轰隆一声巨响，跟着一股疾风扑了过来…… 炸断了的木头落在腓特力头上，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动弹不得。他用力拔，用力扭，终于把双腿抽了出来。他听见一个叫作巴西尼的司机在他身边痛苦地哼哼着，只见他的两条腿全炸烂了。腓特力动手解下绑腿布，准备替他包扎伤口，可是发现他已经死了。腓特力坐直了身子，突然觉得“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狠狠地从后面往眼珠子上冲”，“双腿又暖又湿”，鞋里边“也是又湿又暧”。他知道自己也受伤了。
腓特力被抬到急救站。军医给他检查了伤势，发现他头盖骨骨折、膝盖骨炸伤；给他做了简单的手术，做了负伤记录，然后命人将他抬进一辆英国救护车。救护车往野战医院开去。
腓特力住在野战医院里，雷那蒂来看望他，告诉他说，正在给他呈请一枚银质奖章。腓特力认为自己无功受奖。可是雷那蒂却说：“受伤前后，你一定做了件什么英勇的事。你细心想想看。”腓特力申明自己当时动都动不了，什么事也没有做。雷那蒂认为“这没有关系”，只要有人能证明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可以得到奖章。腓特力对此不以为然。
为了进一步治疗，腓特力转到米兰一所新设立的美国红十字会医院。事有凑巧，凯瑟琳·巴克菜小姐也调到这所医院来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真诚相爱起来。凯瑟琳每天值夜班，一直利用这个机会陪伴着腓特力，同他一起欢度良宵……他们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里。腓特力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现在当我躺在米兰的一家医院的房间里时……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他动过手术之后，伤势逐渐痊愈，开始能走动了。他同凯瑟琳一起到公园里去赶马车玩，到赛马场去观看赛马……整整一个夏天，他过得十分幸福而快活。
腓特力接到通知，得到三周的“痊愈休假”。他计划同凯瑟琳一起到马奏列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他们可以在那里散步，在湖上垂钓。可是不料他得了黄疸病，这项计划没有实现。待到黄疸病刚好，他的假期已满，只好返回前线。他恋恋不舍地辞别了凯瑟琳，搭上火车往乌迪内出发了。
又是秋天，叶落树空，道路泥泞。
腓特力从乌迪内乘卡车返回哥里察。桑树已秃，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一排光秃秃的树木，路上堆满湿的落叶。哥里察镇笼罩着雾。由于山里在下雨的缘故，河里的水在上涨。
前线，意奥两军正在鏖战。腓特力回到驻地后不久就奉命到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去接管救护车队。可是他刚刚到达就接到撒退的命令。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地方遭到惨败，溃退下来。德奥联军已突破防线，沿着山谷直冲下来，向乌迪内方向挺进。
溃败的意大利军队，卡车、马车、大炮等等，在大路上汇合成宽阔的行列，在风雨中缀慢地移动着。什么地方阻塞了，整个行列停顿下来。等了一会儿，又开始缓慢地移动；走一会儿，又停了下来。
夜间，许多从附近来的农民，加入了这撤退的大行列，于是这行列间有了满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车子上绑着鸡啊鸭啊，有的车子上坐着女人，挤做一团避雨。路上泥泞，路边水沟里满涨着水，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也都有积水。只要雨一停，敌人的飞机就来扫射这个行列；只要有几个司机丢下卡车跑掉，或者有几匹马被炸死，这公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阻塞。
腓特力下令让他指挥的三部汽车岔开公路，开上一条小路。中午时分，汽车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再也开不动了。上午雨停了，敌人的飞机三次飞越他们的头顶，向公路方向飞去，传来了炸弹爆炸的隆隆响声。腓特力率领三名司机砍树枝，挖车轮下的烂泥，把树枝垫上。但是车轮转了又转，他们推了又推，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车子完全困住了，车轮深深陷在烂泥中。他们只好丢下车子，步行往乌迪内方向出发。
腓特力等人沿着铁路的轨道走。突然，附近的树丛里打了几声冷枪。一名叫作爱谟的司机，身体一摇，脸孔朝地从铁轨上跌下路基去；子弹穿透他的头部，紫红色的血从窟窿里乱喷，他死了。腓特力等人把他的帽子掩益在他脸上，又继续赶路。
他们来到一座空无一人的农舍。另一个叫作波罗尼的司机，在这里利用寻找食物之机跑掉了。如今只剩下腓特力和一个叫作皮安尼的司机。他俩在农舍里躺在干草上睡了一会儿，重又上路。
漆黑的雨夜。天亮前，他俩来到塔利亚门托河的岸边，沿着涨了水的河边走，走近一座过河必经的桥。他们挤进渡河的人群。河水涨得很高，已经紧挨着桥板，水面上打着漩涡；头上的雨，下个不停。桥的那一头，两边站着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他们用手电筒照着行列中每个人的脸，仔细地察看着，见到军官就抓去。一个宪兵走到腓特力跟前，一手抓住他的衣领。腓特力在抗拒；另有两个宪兵从身后把他抓住。他被押到公路下边临河的田地，那里有一群宪兵，人人拿着卡宾枪。审讯官威风凛凛，在审讯一名刚刚抓来的上校。他最后宣读判决：“擅离部队，理应枪决。”第一个受审过的人正被执行枪决，宪兵们又在审讯第二个人。
少校以上的军官，凡是跟原来部队走散了的，一概枪决。腓特力是美国人，讲意大利语口音不正，被宪兵们断定为“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因此也必定逃不脱被枪决的命运。正当宪兵们忙于处置那些新抓来的人之际，腓特力把身子往下一闪，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跑去，“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河水冰冷，急流卷着腓特力滚滚而下。他浮上水面，吸一口气，又钻进水里。当他第二次浮上水面吸气时，见到漂来一块木头，他急忙一手抓住，把头缩在木头底下。岸上不断往水里开枪。腓特力双手抱住那块木头，顺流而下岸上的情景看不见了。
腓特力不知漂浮了多久，天开始亮了，他游到岸上，脱掉靴子，倒出水来，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拧掉了水，再穿上。然后顺着一条公路走去。他走到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德去的铁路线。一列货车吃力地开来，一节节车厢从他面前过去。他看准一节罩着帆布的平板车，等它快要过去时，身子一纵，抓住车后的把手攀了上去。他钻进帆布底下，那里是大炮。大炮涂抹过油脂，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腓特力躺在平板车上，听着雨点落在帆布上的滴嗒声和车轮在铁轨上的轧轧声，不觉睡着了。
他经历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空虚。他失掉了他指挥的汽车和人员，好像一个店员在火灾中失掉了他的全部货物一样。倘要因为这个店员讲话口音不正，就给枪毙，那么百货商店再度开店复业时，他定不肯回来，而要另寻别的职业。对于腓特力来说，也是如此。“愤怒在河里边洗掉了，任何义务职责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已停止了……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明达的人，他们是值得有荣誉的。我并不反对他们。我祝他们万事如意；只是我个人不干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
大清早，火车将要开进米兰车站，放慢了速度。腓特力从车上跳下来，穿过铁道，向街里走去。他在一家咖啡馆里吃了早点，便到医院去找凯瑟琳，但门房告诉他说凯瑟琳到施特雷沙去了。腓特力到一个熟人家换了一套平民服装，买张火车票，往施特雷沙去找凯瑟琳。
腓特力坐在火车里，不跟别的旅客聊天，不看报纸，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他到了施特雷沙，在巴罗美岛大旅馆开了个最好的房间，把凯瑟琳接来同住。他俩相亲相爱，犹如新婚燕尔一般。
对于腓特力来说，“战争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根本并没有战争。这儿并没有战争。”随后他又发觉，“战争依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有一种没有真正结束的感觉。”他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正在想着学校里某个钟点是什么活动。
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暴雨抽打着玻璃窗。旅店的伙计突然来敲门，告诉腓特力，警察已经发觉了他，准备明天早晨来逮捕他。于是腓特力便在店伙计的帮助下，带领凯瑟琳来到意大利和瑞士两国边境上的马奏列湖，趁着黑夜，划船向瑞士逃去。第二天早晨，他俩踏上中立国瑞士的国土。这里是和平宁静之邦，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家”，脚底下踩的泥土都给人一种快感。
腓特力和凯瑟琳在日内瓦湖东岸的小城蒙特勒安置下来。他们背山西湖而居，住在一幢农舍式的褐色木屋里。四周环绕着青松，背后山顶白雪皑皑，面对灰色的湖面。一条蜿蜒的小径，盘来绕去，通往山顶。深深的河谷里，一条小溪流进湖中，岩间的流水 琮作响。在这世外桃源里，听不到隆隆的炮声，看不见滚滚的硝烟；战争离这很远很远。腓特力“不要想起战争”，他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一个冬天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已来临。高山上下起雨来，湖上和河谷中罩着云雾。凯瑟琳怀孕数月，将要临产。为此，腓特力同她离开蒙特勒，搬到较大的城市洛桑，拣了一家旅馆住下。
一天早晨三点多钟，凯瑟琳腹痛。腓特力把她送进产院。但凯瑟琳折磨了一整天，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最后医生同腓特力商定给她做剖腹手术。然而胎儿一取出来就已是死的，母亲也在危险之中。腓特力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思考着人的命运和死亡。他想起一次野营时升篝火的情景。加一块木头在火上，木头上全是蚂蚁。木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跑，随即掉头向木头的尾端奔跑。蚂蚁在木头的尾端叠得高高的就掉到火里去了。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乱奔乱跑，不晓得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掉在火中。
凯瑟琳仍然很危险。腓特力坐在走廊里，心里连连祈祷上帝别叫她死：“哦！上帝啊！求您别让她死。只求您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我求您，求求您，求求您，别让她死……”可是凯瑟琳最终还是死了。腓特力要走进屋里去看望凯瑟琳的遗容，遭到护士们的阻止。“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回旅馆”。
小说的情节在这里戛然而止。显然，旅馆并不是腓特力的最后归宿。他重又处在十字路口。如今他要往何处去？他只知道一点，即他跟战争永别了，可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冒雨徘徊在漆黑的夜中，回顾过去感到是一场噩梦；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他成了一个失去过去，没有现在，看不到未来的人。这样便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他们是被帝国主义战争损害了的，他们的精神悲剧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别了，武器》是对毁掉了一代人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控诉。
亨利·腓特力是怀着沙文主义狂热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一个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对他说：“你是外国人，是个爱国志士。”“爱国志士”这个词儿，在这里是“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腓特力在负伤前，在掩蔽壕里同司机们谈起战争，说：“倘若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战败就更糟糕”，“敌人会来追捕你。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姊妹”。“人家会吊死你，人家会捉住你，叫你再去当兵”。他并且反驳主张停战的司机说：“你们大概是不晓得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战败）不打紧。”
其实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的。腓特力在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和亲身遭遇，为他撕下了战争的玫瑰色帷幕。他发现他原来所追求的理想都是虚幻的。战争中的厮杀不仅同正义、公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极其残酷和毫无意义。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儿，都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欺骗宣传。亨利·腓特力伤愈重返前线，跟自称为“爱国者”的意大利军官金诺就战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他听着金诺那番所谓保卫神圣的土地的慷慨陈辞，一声不响。“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字眼，我们早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叫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贴在层层旧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读过。但是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有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原来披着神圣外衣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普通士兵是这种赌博的牺牲品，为少数食利者充当炮灰。这些食利者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腓特力在米兰歌剧院旁遇到几位熟人，其中有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名叫爱多亚·摩里蒂，现在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务。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两枚铜质奖章和三枚银质奖章，并且因为只得到一枚而愤愤不平。他发誓：“战争结束以前，我要当上上校。”现在他是中尉，很快就要提升为上尉。这个功名利禄之徒，是个“道地的英雄，人人见了他都讨厌”。凯瑟琳对这个人也“每每忍受不住”。腓特力更是看透了这种人。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不仅通过腓特力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憎恨，而且直接表现了广大群众的厌战和反战情绪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在卡波雷托大撒退途中，腓特力听到士兵们不断高呼：“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皮安尼告诉腓特力说，士兵们已经打死了一些军官，并且丢掉了来福枪。一个军官见到许多士兵，问他们：“你们是哪个旅的？”有人喊道：“和平旅！”这个军官一声不响。腓特力指挥的汽车救护队的司机们，也都是反战的。他们告诉腓特力，有一次，士兵们不肯进攻，结果每十个人中枪决一人。一个司机认为：“如果人人不进攻，战争就结束了。”另一个司机说：“人人都憎恨这战争。”“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原则的分歧。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情地揭露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动实质。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没有把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强加给社会主义者，而强调了信仰社会主义的司机们的反战立场。在这一点上作家是正确的。
但是海明威只看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反战的立场，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反战途径，甚至也可以说，他否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反战途径。因此他在小说中对社会主义者的战争观的描写是肤浅的，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而且也提出“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把反战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发动沙俄军队中广大士兵群众掉转枪口对准沙皇政府。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轰向冬宫，摧毁了克伦斯基政府。十月革命胜利了，用革命战争消灭了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
海明威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者。小说主人公腓特力中尉在行军途中问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们是怎么相信了社会主义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回答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向都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回答等于什么也没说。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呢？怎么能够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呢？书中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腓特力说：“你来吧，中尉。我们也叫你相信社会主义。”其实腓特力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社会主义的。
海明威只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和野蛮，而没有看到战争可以引起革命；他只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了许多人，而不知道战争也锻炼了许多人，使他们走上了革命。早在一九一六年，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出版了一本叫作《火线》的长篇小说。他在这部作品中把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同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表现了广大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革命觉醒。列宁对《火线》一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是知道巴比塞的《火线》的。腓特力开了小差之后，在巴罗美岛大旅馆里同九十四岁的老外交官葛雷非伯爵打弹子。葛雷非建议他读点书，并且向他推荐了巴比塞的《火线》。可是腓特力对此毫无反响。腓特力在瑞士度过一个冬天，这时恰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但小说在写到主人公一九一七年冬的生活时，对十月革命只字未提。这一切都说明，海明威不可能把自己的主人公从反战的立场进一步引上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海明威不仅不能接受革命，甚至反对任何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腓特力负伤后住在野战医院里，一位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来看他。他们谈到战争，腓特力问他：“那些被迫作战的人有没有法子制止战争呢？”教士答道：“他们本没有组织，没有法子制止战争；一旦有了组织，却又给领袖出卖了。”因此在他看来，制止战争的希望是不存在的。
既然不存在消灭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腓特力为什么要“单独媾和”呢？他退出战争的目的何在？原来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对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在逃出宪兵的枪口之后对自己说：“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
腓特力退出战争，跟他在被宪兵抓去后跳河而逃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可把我折磨死了，我给它弄得郁郁不乐。”“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应当有吗？”腓特力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从前奉为神圣的生活理想破灭了，又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生活理想，只好完全凭着本能行事。醇酒和美女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酒精可以麻醉他的神经，使他暂时忘却周围残酷的现实。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太可怕了。来吧！我们俩都喝个醉，醉个痛快。那时候我们烂醉如泥，那时候人就好过了。”这反映了他俩***同的精神状态。
爱情，是腓特力的精神避难所。战争摧毁了他的玫瑰色幻想，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需要找到精神的寄托，求得精神的平衡。于是他便牢牢地抓住爱情的欢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中，借以忘却周围的疯狂厮杀。凯瑟琳对腓特力说：“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与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你我一发生隔膜，我们一完蛋，他们就征服我们了。”这也就是爱情对他们的意义。腓特力“单独媾和”后，爱情成了他生活惟一的内容，凯瑟琳成了他联系生活的惟一纽带；凯瑟琳突然死亡，使这个纽带断了，使他在精神上彻底毁灭。
酗酒也好，爱情也好，都是个人主义的逃避现实斗争。腓特力躲进这种个人的小天地里，离群索居，始终摆脱不了孤独的痛苦。即使他跟凯瑟琳在一起，陶醉于爱情的欢乐，也摆脱不掉那种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之感。至于离开凯瑟琳，那他就茫然若失了。
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必定破产。亨利·腓特力和凯瑟琳的爱情的毁灭是必然的。但是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腓特力的悲剧结局是由凯瑟琳之死直接引起的。而凯瑟琳之死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不意味着作者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的批判。相反，这是海明威的历史悲观主义的表露。他憎恨战争、反对战争，但在战争面前又感到束手无策，因而对人类的发展前途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战争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的末日”到了，不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一律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徘看待。倘若你不是上边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也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这种悲观绝望的态度，是海明威世界观中最消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