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影评价

天才的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的《地下》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他以催人泪下的幽默和悲伤的野性呈现了一部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史诗。这部政治史诗浓缩了库斯图里卡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并将其推向极致。故事荒诞曲折,发人深省,让人审视和怀疑自己所处的思想世界的虚无。被疯狂的历史风暴席卷的疯狂的人,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隐忍与期待中的坚强,戏谑与歌唱中的乐观,乱世中的身不由己与忘德。

影片通过三个主角——知识分子和投机者马可、他的朋友黑仔和他们的情人娜塔莉的传奇人生,展现了导演对南斯拉夫这个民族的理解和复杂感情。首先打动观众的是离奇的故事和主角复杂而饱满的性格。可以说这里除了伊凡没有绝对无辜的角色,尤其是马可,黑子,娜塔莉,都是地道的骗子。他们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两句经典台词是马可对娜塔莉的誓言:“绝不说谎。”然后娜塔丽陶醉了,悲伤地回答:“多么美丽的谎言!”“黑子和马可都是真心爱娜塔丽的,但对前者来说,这种爱是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体现;对于后者来说,这份爱情和革命、参政、走私军火一样,是他投机生活的成功财产。对于娜塔莉来说,似乎她满脑子都是人。为了过上安全舒适的生活,她可以调戏黑人男生,可以无视马可的谎言,甚至可以接受纳粹敌人的追求。导演故意把女主角刻画得矫揉造作。影片前半段,她的天真与无知依然处处闪耀,后半段,留给她的却是老练的手势和痛苦的醉态。三个人其实是不道德的。库斯图里卡告诉斯拉夫人,不需要道德。不同的是,娜塔莉的不道德令人同情,黑小子因为粗俗更显得可笑滑稽,马可的性格最立体复杂。

地下——地下通向地面,地下通向天堂。

这部电影包含了太多的象征和隐喻,比如猩猩、水井、坦克、莉莉·玛琳。它是一部荒诞剧,也是一部史诗。史诗是一部荒诞剧,每个人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喜剧演员。

斯拉夫语意为“奴隶”,南斯拉夫语意为“南方的奴隶”。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仆从军是“纳粹的帮凶”,而克罗地亚人铁托是反法西斯的英雄,是南联盟的缔造者。他走在苏联和西方的平衡木上,捍卫了这个短命国家的“独立”,在国内压制了“大塞尔维亚”,维持了几个主要民族脆弱的团结几十年。用尽个人努力,在他的身后,他一手缔造的国家依然逃不出废墟和萧条。电影就是在这个废墟上诞生的,只有自嘲,没有怨恨。或许,导演库斯图里卡是在用高跟鞋“地下”给大家头上一击。他害怕我们会忘记,“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在我的个人武器排行榜上,地下排在西部片的第一位。

*(雅科夫:《愿历史给你正义——纪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地下:库斯图里卡的长篇史诗小说

影片的叙事结构具有鲜明的小说特色,其中的阐述和悬念设置极为精巧。从这一点来看,足以证明库斯图里卡的天才举世闻名。与费里尼后期的作品相比,库斯图里卡除了“继承”之外,更多的是戏谑和嘲讽的个性化特征,并在无休止的喧哗和嘲讽中剖析了深层含义。全片明确分为三章,依次为“战争”、“冷战”、“战争”,呈现迂回风格,在迂回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同于流浪艺人叙事风格的叙事结构(从1952的戏班“现在”到1939的戏班“过去”),地下的“迂回”是按时间顺序的,结局要宏大得多。在段落过渡的处理上,《流浪艺人》和《地下》相似,安哲和小Ku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完美。《流浪艺术家》中的转场是以“艺术家对观众说话”的方式呈现的,而《地下》中的转场则是相应历史图景的原场景再现。影片采用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也有费里尼费大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它影射了南斯拉夫的整个当代历史,并深入探讨了斯拉夫人面临的记忆困境。作为库斯图里卡最著名的电影之一,《地下城》的“出鞘”令人震惊。有人说,“故事中的人物象征着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等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小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代表了利益和欲望,也代表了这些国家所谓的争取自治和主权的斗争。而他们20年的黑暗生活,也代表了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过去的一切。最后,想象中的重逢也表明了导演坦诚的态度: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一切。”我们看到伊凡转过头,清晰地对我们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造了红色屋顶的新房子,大门向客人敞开。鹳也在这里筑巢。我们感恩养育我们的土地,感恩温暖我们的太阳,感恩这片让我们想起家乡那片绿油油的土地。我们还会带着悲伤或喜悦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后代听的时候,它会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开始:‘从前,有一个国家……’”最后,一半的陆地分裂开来,就像地球形成之初的板块运动一样。人群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但狂欢节仍在继续。或者说,生活是孤独和狂欢的结合。

关于地下

说实话,我有点厌倦好莱坞的史诗片了。但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独特史诗电影《地下》仍然让我很感兴趣。本来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太晚,看不到南斯拉夫老电影。前几天,我听我的室友说他看过沃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立刻对他肃然起敬。我相信我们父辈对南斯拉夫电影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南斯拉夫电影和印度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是他们小时候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几何时,南斯拉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和中国一样,也和美苏交恶。以至于1998科索沃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国很多人还站在社会主义兄弟一边,为南斯拉夫而战,没有意识到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南斯拉夫王国到南斯拉夫铁托联邦,再到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联邦和许多前共和国,再到现在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斯拉夫所经历的巨变和动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所以当《地下》开头出现字幕“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库斯图里卡是在怎样的心情下拍摄出这样一部浓缩了祖国历史的电影。如今南斯拉夫电影人的创作风格与记忆中的那些老电影大相径庭。电影《地下》的荒诞情节和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会让观众感到困惑。刚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然而,看完之后,我不再怀疑。影片的很多细节让我会心一笑,让我觉得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本身就是如此荒谬。艺术家只是揭示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荒谬。这就是现代艺术作品的价值,因为艺术的使命不再是简单而准确地描述现实。库斯图里卡用如此荒诞的形式展现祖国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我想,是他年轻时对祖国的记忆,以及他在国外漂泊的岁月,让他一直在思考,让他对祖国的感情变得深厚。所以很容易理解米洛舍维奇治下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南斯拉夫人跳出来指责他把铁托的革命者妖魔化为小偷和骗子。生活在框架里的人很难在框架外思考,所以历史和现实都在其中被过滤和变形了。当更接近真相的东西不加过滤的呈现出来,他们往往难以接受。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这样的框架里,相信一些“战争还没有结束”之类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生活在地下。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下》中荒诞的地下生活时,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地下》后半部分有一个细节:工藤生在地下的儿子从地下出来,看到太阳和月亮(他认不出了)时,感到压抑和恐惧。他对父亲说:“我们能回到地下吗?”我也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出了我们生活的框架,看到我们更接近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害怕吗?我们想回到那个黑暗的地下吗?最近几天的观察让我越来越倾向于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如此丰富的电影我无法评论,只能说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就是工藤和他的儿子从地下来到地面,看到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正在拍摄的场景。我们通常把关于电影的电影称为“元电影”。《地下》还有一个电影场景,某种程度上应该叫元电影。上面说的剧情让我想起了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开罗紫玫瑰》中的主人公从电影中来到现实,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地下》中的工藤是地面人眼中已经牺牲的英雄,也是电影中的角色;他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的地下,这与正在拍摄的电影背景不谋而合;他从地下来到地球,也从电影来到现实。地下和地上的冲突,再加上戏里戏外的冲突,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工藤杀了一个演德国军官的演员。这个细节设计得充满张力,给人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们审视我们生活的现实,思考现实与荒诞电影情节的相似之处。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中国也是一个近代以来饱受苦难的国家。我们也有抗击侵略的历史,曾经在* * *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徘徊。能不能出像《地下》这样深刻反思民族历史的作品?当然,中国人含蓄的文化性格不利于产生这种狂放不羁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有勇气这样看待我们的历史吗?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恐怕不行。因为我们还沉浸在过去的辉煌和挫折中,自卑和自负两种矛盾的情绪还占据着我们的内心。《地下》前半部有两个关于二战的字幕:“1941年,德军轰炸了这座城市,整座城市一片废墟。”“1944年,盟军轰炸了这座城市,比三年前德军轰炸还要猛烈。”1998年,《地下》出版三年后,北约军队以“结束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为由,轰炸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军队则以“清除混在群众中的分裂势力”为由,对科索沃进行地毯式轰炸和炮击历史一次次重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祝福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同时也祝愿同样历经沧桑的祖国和人民,历史上所有的噩梦都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