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的新闻思想

1929年受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与《大公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之久，奉献了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被毛泽东戏称为“大公王”。王芸生是名副其实的报人，解放前，在他主持《大公报》的20年里，《大公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本文重在考察王芸生解放前的一些重要新闻思想，以便我们更客观地了解王芸生其人以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突出特点是“公***服务”——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民众，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按照这种理论，报业应是一种自治体系，必须采取独立和批判的态度。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信任。可以说，《大公报》办报理念中，包含了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因素，它以“社会公器”为定位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同时，王芸生也非常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抗战期间，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在重庆、桂林和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2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文人论政”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我国的“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河南灾民的悲惨生活。

1945年社评《莫尽失人心》，对国民党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愤怒的抨击：“可怜收复区同胞……睡了几夜好觉，发觉他们都已破家荡产。”“这二十几天的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接下来精彩的为民请命的文章还有1947年1月1日社评《新年三愿》，提出三点希望，其中第三点就是：民生太苦了，必须有安定之。同年5月13日社评《须要替老百姓找出路》认为：到了今天，非迅速替老百姓找生路，否则一旦民心瓦解，必然会国家土崩，敌我冤亲。

这样的呼吁接二连三，诸如《建设与破坏》、《通货膨胀下的农民》都是为民呼吁，充满时代责任的文章。它们曾给王芸生以及《大公报》带来很多麻烦，但也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芸生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王芸生以及许多著名报人提倡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对20世纪近代报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当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思索以“文人论政”为代表的民营报人的办报理念时，会发现当今许多办报理念，如“媒体就是服务”、报业集团化、独立报道、客观报道，都是在前人基础上演进和发展的。 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并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因为最初的新闻从业者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高。到了20世纪，一批民营报人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社会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信念和要求。王芸生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芸生还曾说过：“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的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此外，王芸生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些要求都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看来，报人应已形成一种行业，对记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的认识。他要求记者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发表言论，都不应受到权势和任何外界的影响。王芸生对此的概括是，“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