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颐顿的打假经历

2011年12月，郭颐顿再次在“新语丝”网站上揭露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主任王哲的师德败坏、以权谋私、大肆造假丑闻。此事尤为引人注目。

郭颐顿在书评“一本错误百出的教材——评《国际学术会议英语》(曾蕾、林泽铨、傅晓玲编著，黄国文等任编委)”里指出：目前国内部分教授的专业水平和师德确实太差了；该教科书的编者和编委为了名利，拿误人子弟的伪劣教材坑害广大学子。此事震惊高校。其书评为四家期刊及含“学术批评网”在内的上千家网站全文转载。他因此获得了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所、云南省法学会联合颁发“您撰写的《一本错误百出的教材》一文，荣获《新世纪、新思路、新实践》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特等奖”的获奖证书和金牌。

然而，有人认为郭颐顿的获奖证书和金牌是拿钱买的，其荣誉称号是他本人杜撰的，其行为本身就是造假。也有人认为他因职称问题而精神受到创伤才打假，还有人认为他想出名才打假。另外不少人认为郭颐顿通常吹牛，所以给他“郭吹吹”的外号。不管怎样，郭颐顿的打假行动得到了广大网民的支持，他们认为：造假、行骗之对与错或罪与非罪，人们一般是分得清的，但是否会拒绝错误、远离罪恶就不一定了。如果造假、行骗者一无所获且必遭惩罚，人们会心生恐惧而拒绝错误、远离罪恶。反之，则会心存侥幸不妨一试，少数人得逞后又引来更多的追随者，形成难以逆转的大气候，社会就这样堕落、沉沦下去。造假、行骗的大行其道其实与贪贿成风是一个道理。

近年来，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从造假事件的披露来源地学术打假网站来看，国内存在类似事件的高校绝不仅仅只有这些，关于学术腐败、项目造假、论文抄袭等的举报和揭露不胜枚举。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圣洁之地，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 职责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品德高尚、甘于奉献的模范。然而，近年来发生的学术弄虚作假案件如同笼罩在这片“圣坛”上的阴影，令人心头沉重。可以说，没有郭颐顿等打假名师的揭露，没有新语丝网站和广大网民的支持，现在国内高校的学术诚信将更失范。对于以虚假课题或项目等形式骗取扶持资金，甚至以虚假成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全国人大代表闫希军建议设立独立的“学术欺诈罪”，予以严厉处罚。对于高科技、高职位、高智力的学术欺诈行为，更要从严惩处。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我国将对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意见提出要完善师德评价内容和方法，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查处机制。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指出，要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对学术不端行为者给予警告至开除等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可采取暂停、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费、取消其获得的学术奖励和学术荣誉等措施。他强调，对于科研学术造假行为要采取“零宽容”政策，应以法律法规和制度为准绳，加强同行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从严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努力开创我国科研诚信的新局面。

目前，对学术造假的处理，存在两个需要破除的瓶颈。一是管理主体不得力，我国尚缺乏独立而统一的学术腐败专门处理机构，往往通过内部处理，导致相关部门要么袒护阻挠，要么处罚过轻。二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在防范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司法机关也很少介入学术造假的调查处理，这种缺位一方面使治理手段缺乏法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处理往往局限于道德声讨、人事调整等层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难以应对学术造假频发现状的挑战。

打击学术造假，仅靠道德约束难以遏制，必须依靠制度约束，“重典”不可或缺。全国人大代表、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韩宝生建议，出台法律法规制定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对科研人员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自身价值进行行为规范，对研究资助的原则及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追究有明确规定，一旦发现学术造假严惩不贷，形成造假失信必受惩戒、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机制和法治环境。郭颐顿曾说：“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学风不正是天大的事，应提高学术造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