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桃山时代的统治体制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1597年小早川隆景去世后，由上杉景胜代替。

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閤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

太閤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閤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岐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

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

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阪。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永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中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文化特征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 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的《唐狮子屏风》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狩野山乐、狩野山雪。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

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町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禅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