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记忆的证明》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启示录

张应辉

近年来电视剧在大发展的同时,日益缺乏风骨的现象也非常令人担忧。荧屏暖风吹送,一派莺歌燕舞,人们沉浸在缠绵爱情之中,亦或留恋于家庭琐屑之内,从戏说历史到模糊历史直至忘却历史,当代荧屏给人们提供了居安而安的温床,而杨阳执导的《记忆的证明》在一片靡靡之音中奏出了一曲苍劲的悲歌,在我们的思想出现惰性的当下,该剧无疑为我们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记忆的证明》故事发生的场景很单一,剧中人物活动的范围很狭窄,几乎局限于中国劳工被困的日军军事工程基地,但该剧并未因此而在故事结构上显得单调。该剧敏感地触及到了当下全球社会热点之一的“二战劳工问题“,有人正在歪曲或否认那段滴着血泪的历史,岁月在流逝,能够证明历史的人在消失,如何证明历史则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当下中国劳工民间向日本索赔案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而这些案件被拖延和忽视的事实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悲愤情怀,同时也对未来充满了凝重的忧思。《记忆的证明》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播出,与普遍的社会心理构成某种暗合关系,这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剧中历史事实与当代寻证两条情节线索交替进行,拓展了情节延伸的空间。历史故事由当代证人来回忆、证实,而证人是在不断寻找中出现的,这在叙事上无形中就构成了一个个悬念,每个证人的回忆都带出一段历史事实,该剧巧妙地运用了叙述人的转换,使情节展开变得起伏跌宕,但叙述人称却始终保持了第一人称,历史与现实交融,这恰恰显示了故事的真实性。

优秀的电视剧应当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艺术作品要有思想深度,二是作品的思想性要艺术地表现出来。《记忆的证明》不仅抓住了社会热点题材,作品还渗透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在表现中国劳工内部的三股力量:以萧汉山为代表的八路军,以周尚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以刘家正为代表的土匪时,剧情一开始反映出三者之间的不融合,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面对日军,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样的变化既显得真实可信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电视剧作品的思想深度还表现在对人性的挖掘上,许多作品时常假借描写人性而大肆渲染人的情爱,或者渲染正面人物的缺陷、反面人物的优点,这是对艺术作品描写人性问题的理解偏差。人性包括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质特性,任何人的确都有优缺点,都有作为人的普遍本质,但是,艺术作品所塑造的人性是审美化了的人性,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展示出来的主导性质,它不是“两面性”,当下电视剧创作中出现了不正视主导人性而片面追求、渲染、强化弱势人性的倾向,艺术作品揭示人的复杂性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什么都表现,人性一定要与社会性相结合,要揭示影响社会评价的主导人性的深刻性,创作者在表现过程中可以涉及其他方面,但要视情节需要而定,不宜过分渲染。《记忆的证明》中八路军连长萧汉山、国民党团长周尚文从原来的敌对情绪转变到合作的态度,他们的党派之争被统摄到民族性、人的尊严等更大的范畴中,这是思想的提升,是人的普遍性,实际上《记忆的证明》刻画的是一组群像,萧汉山与周尚文只是这组可歌可泣的群像中的代表。这样的人性揭示是深刻的,它经过了审美的提升,因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艺术地表达出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人性,这是上乘作品所要追求的目标,《记忆的证明》在渲染羁旅之苦、思乡之情时将几组很有意味的场景剪辑在一起:日军围着篝火唱思乡的歌;草棚内传来中国劳工低沉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而在总监卧室里,冈田和宫崎医生在唱日本歌曲,“太阳在晚霞中落下,山中寺院的钟声响起,让我们手拉手回家吧……”;此时“小石头”正在给萧汉生讲自己做的梦,梦见自己变成小鸟飞出去了,看见了妈妈……层层叠加的抒情段落将厌战、思乡的情绪渲染得异常浓重,这样的情感已经超越了个体、党派、国籍、民族,升华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人们在悲歌营造的氛围中感受着战争带来的苦难。当“小石头”死了,劳工们精心呵护的唯一的女性离他们而去,美丽消失了,这时候只有凄婉的音乐,万籁俱静,也是大段的抒情段落,让人们积蓄的所有悲愤都尽情地释放,这些段落孕育着内在丰富的节奏和寓意。在这悲怆之中,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那段历史的凝重,证明历史,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是该剧的题面之意,而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以史为鉴则是《记忆的证明》之核心蕴意。一曲悲歌见风骨,一段记忆永难忘,我们还能居安而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