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的轶事典故

1907年，在丈夫去世之后，徐宗汉挥泪作别一对儿女，到南洋槟榔屿与二姐徐佩瑶会合。在中华女子学校里，为了更好地与孩子们与家长交流，徐宗汉开始自学马来语。就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没有任何基础，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指导，全凭一腔热情。不到半年，能以马来语与人交流会话。二姐许佩瑶赞赏：“小妹，你不愧是语言天才啊！”

如果不出意外，徐宗汉本可以在杏坛耕耘。在槟榔屿，徐佩瑶、徐宗汉与孙中山邂逅了，巧合的精妙一如他们曾经在澳门的不期而遇。孙中山是来向华侨筹款的，同行者是他的朋友和战友黄兴—也就是后来与徐宗汉成了伉俪的那个湖南人。

未及正题，徐宗汉首先要作翻译。孙中山、黄兴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马来语，她自然成了向导；黄兴听不懂华侨的广州白话，徐宗汉便不厌其烦地翻译；孙中山经常听不明白黄兴的湖南官话，又逼着徐宗汉学会了湖南话，像模像样地作同声翻译。孙中山赞不绝口，黄兴感激不尽。临别的时候，孙中山对徐宗汉说：“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应该满天飞，去筹钱，去革命！” 身负孙中山信任和重托的徐宗汉在1908年秋取道香港返回广州。为稳妥、高效地开展革命活动，徐宗汉在李家附近自辟门面，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创设审美画会、受贞阁裱画店。 1909年秋冬间，为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受黄兴派遣，徐宗汉与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由香港出发，取水路秘密携带军火前往广州。上船后，大量行李堆放在船舱女客室旁，行囊中装满了炸药子弹，被褥内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淑子、李自屏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徐宗汉为了安抚她们，同时避免敌人怀疑，于是滔滔不绝地论服装、讲化妆、谈姨太太争风吃醋一类的市并话题，表现得安之若素。在运送的这批枪械弹药中，以体积较大，又不可重压的手榴弹、大型炸药的装运较为麻烦。徐宗汉灵机一动，将手榴弹取出后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只只马桶内。有一次碰上突然检查，仓皇中徐宗汉只得一屁股坐在马桶上，叫随行的冒充自己儿女的孩子们对检查人员说“妈妈在上马桶”，骗过了敌人。

在随后的黄花岗起义中，徐宗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前，她率领侄儿李沛基、李应生等人在香港摆华街机关负责全部炸药及军械的保藏运送工作。枪械购自日本，因为秘密交易时来不及验货，运送过程中又有磕磕撞撞，很多枪械，手榴弹在拆卸过程中出了毛病。徐宗汉敢为天下先，自己找来一些技术书籍研习修理技术，不断进行参考比照，后来连炸药制造、炸弹装配这些专业技术也都了然于胸，成了自学成才的炸弹专家。临近起义时，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又导演了一出“革命新娘”的经典斗争故事。在广州河南西峡，她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的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机关，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广州各处。黄花岗起义中的绝大部分炸药都是由徐宗汉领导的分机关组装及运送的，孙中山，黄兴知道后无不以她为奇女子。特别是她作革命新娘的传奇故事很快传到了当时的敢死队队员耳中，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必胜的信心和决死的斗志。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蔡锷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徐宗汉与黄兴的爱情故事颇富传奇色彩。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作为起义的总指挥，率队进攻两广总督府。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在与清军的血战中，黄兴身负重伤。在机关隐蔽时遇见在此接应的女同志徐宗汉，并得到徐宗汉悉心关照。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从十字码头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黄兴在香港动手术时，医院需要病人家属签字，徐宗汉无奈只好以妻子名义签字。 在徐宗汉的细心照顾下，黄兴身体逐渐恢复。在此期间，他们两人感情日增，最后终于结为夫妻。

1911年武昌爆发，黄兴接宋教仁急电，急忙与徐宗汉一道离港赴沪，前往武昌，准备亲自指挥革命军战斗。然而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的清军查验极严，很难过关。徐宗汉只得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赤十字救伤队，黄兴和徐宗汉乔装打扮成医疗人员混入其中，与宋教仁、陈果夫等一道开往武汉战地。到达目的地后，黄兴立刻投入了战斗，而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渡江到武昌。此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前往光复后的上海、南京，并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他在繁忙中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弟（宗汉）在家保育儿辈，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战火成就了一双患难夫妻，斗争自始至终贯穿于二人的爱情和生活中。黄兴在病危时对探望的朋友说：“她不是内助，她根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强，尤其是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