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他的国》里面他想讽刺什么？

对社会上普遍的无作为和恶劣的风气，韩寒并非用以他个人常见的（貌似激进，言辞锋利）方式进行抨击，而是从一个没有话语权、没有正当行业、生活没有现实目标的左小龙眼里看出来，这是比抨击更有力量的文字。一个不能说话的弱者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的国”是什么样子的，他该怎么办，这都是韩寒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

在那样一个强势的、自己几乎不能做任何改变的世界，左小龙选择的是长途旅行，他本来想组织合唱团，但没有任何可能，但是骑摩托确是可以做的。左小龙一直强调要还泥巴钱，这简单而健全的人格和亭林镇的领导、蜂拥捕捉大动物的市民形成明显的反差。这样，左小龙的形象就凸显出来，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如此荒谬，除了骑摩托长途旅行，难道就没有其他可以做的吗？这个世界的其他人都怎么了？

这些问题，对左小龙来说，非但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无法承担的。换句话说，这是每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一份，左小龙要承担的就是找泥巴，还她的钱，给陷入困境的泥巴解围。但实际上，左小龙不甘于如此，他也试图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比如用摩托制造噪音抗议，比如去打印刷厂的玻璃。但在左小龙无法理解的复杂的社会逻辑里，这么做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要给他带来麻烦，左小龙因此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绝路。

左小龙没有做错什么，却成为了受害者；泥巴也一样，还有那个变大的萤火虫。韩寒并未在作品里严词谴责迫害左小龙的社会，只是写出了一个左小龙们无法突破的隔阂，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分裂。左小龙同样无法突破自己与各种力量之间的界限，最后，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带着萤火虫去寻找泥巴。

这个温情的结局，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讽刺，或者说是作者的仁慈（不愿让左小龙太凄凉、让读者内心太灰暗）。揭露、讽刺、批判可以作为一种态度，它们往往提出问题，但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左小龙以个人的行动顽强地说明：一个“没文化”、“没理想”的青年却是正义的，因为他拥有温情和行动力。